阿宁蹲在供桌底下，半个身子都探进去了，只露出两只脚。
“什么东西。”她自己问自己，伸手往柜子最里面摸。我看着她的手往深处探，摸到柜子背板那道缝的时候，忽然停住了。
她把手抽出来，掌心里托着一个纸包。那纸包很小，比鸡蛋还小，用两层毛边纸包着，包得很紧，外面缠了一道细麻线。纸已经发黄了，边角有点潮，摸上去软塌塌的。
阿宁把它捧到眼前看了看，又举起来，对着烛光。“姑姑，这是什么。”我在牌位里，看着那个纸包。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我心里有一个很不好的预感。
阿宁把麻线解开，把纸包一层一层打开。最里面是一小撮白色的粉末，很细，像面粉，可颜色比面粉暗一点，带一点灰。她把鼻子凑过去闻了闻，皱起眉。
“苦的。”她说，“跟药一样。”我在牌位里，整个人绷紧了。药。那个味道我认得。我死的那天晚上，那碗药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得那种苦，不冲，闷闷的，喝到嘴里先是苦，后来有一种很淡的甜，甜得发腥。
“姑姑，这是谁放的。”阿宁小声问。我没有办法回答她。她把纸包重新包好，麻线绕了两圈，绕过的时候手在抖。
“我不放回去了。”她说，“我拿走。”她说完就站起来，把纸包塞进怀里，又蹲下去，把柜子里剩下的香一根一根插好，插得很整齐。
“姑姑，我去问奶娘。”我心里一急。“不行。”我说，当然她听不见。
她跑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我不说是你这里找的。”她说，“我就说，我在路上捡的。”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在祠堂里，把这件事想了很久。一小包药粉，藏在供桌底下的柜子里。那个柜子我天天看着，它是公中的，放香。谁都可以打开，谁放东西进去都不会有人问。
可藏东西的人有一个算漏的地方：他藏得太深了。
香是每天都要用的，用香的人伸手进去拿，摸到的都是最外面那几根。那一小包药藏在最里头，贴着背板，说明藏它的人知道，这个柜子不会被翻到底。说明他打算让这包药一直待在这儿。为什么。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慢慢浮上来：这是备用的。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我在牌位里，一遍一遍地想“备用”这两个字。
备用的药，意味着还要用一次。给谁用？我想到二姐说“我明天要去宋家”那句话，想到老太太那句“再等两天”，想到宋砚洲数我的香。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如果我是“替”死的那一个，那么“替”这种事，就不是只做一次。
第一个替死的，进了祠堂。第二个替死的，会是谁？第二天中午，阿宁没有来。
第三天，也没有来。我心里一点一点往下沉。她走的时候说要去问奶娘，说她在路上捡的。
第四天早上，祠堂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阿宁的娘，我大哥的妻子，府里人叫她大-奶奶。
她手里捏着一样东西，走到供桌前站住。那是一个纸包。包得很紧，两道毛边纸，外面缠着一道细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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