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4年一月一日凌晨四点，小满一个人走进了 L1 站最里面那间很少有人去的小工坊，把一只装着白色粉末的小瓶放在了烧结炉旁边。
工坊只有六平方米，是二十多年前一个废弃的备件间改的，墙上挂着一排从来不用的小工具，墙角的一只铁皮柜里是一代又一代人留下的模具，每一只都只有拇指大小，里面是同一种形状：五片微微向内卷的花瓣。炉子是一台很小的聚光烧结炉，样子笨拙，外壳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条，字迹是瓦斯克斯博士的：温度一千一百度，保温三分钟，不要着急。
食堂后墙上那排三十一张照片下面，每天都要放一朵白花，这个习惯是二〇四三年三月从月球寄来的第一箱花开始的，二十一年没有断过。花是用月球高地的白色月壤烧的，由站里的志愿者轮流做，每天一朵，一年三百多朵，从来没有人记账，也没有人催，谁有空谁来，来了就做，做完放在照片下面，第二天再有人来取走昨天的那一朵，放进墙角一只巨大的玻璃罐里，罐子满了就换，已经换过十一次。新年的第一朵是例外，这一朵从来不是随便谁都能做的，要由那一年站里最年轻的一位遇难者家属来做，这是不知从哪一年起定下的，没有文字，只是口耳相传。今年轮到小满。
她把白色粉末送进封闭工作箱里固定的模具，用一把小小的竹铲压平，一层又一层，每一层大约半毫米，一共压了三十一层，每压一层都用竹铲压实，尽量减少粉末里的空隙。这是瓦斯克斯博士当年写成小册子寄到 L1 来的手艺，装订粗糙，放在铁皮柜的最上层，小满读了一遍又一遍早已能背下来。她的手很稳，是焊工的手，可是此刻手指在微微发抖，因为她知道这一朵要放在哪一张照片下面。
新年的第一朵放在第一张照片下面。那是墙上最左边的一张，一个四十二岁的男人，肩宽背厚，对着镜头有一点局促地笑着，嘴唇抿得很紧，像一个不习惯被人拍照的老实人。照片的上方悬着一座八十厘米长的火柴桥，四根细钢丝拉着，在夜灯里缓缓地转，是他的儿子二十一年前寄来的。照片下面压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小卡片，字是用圆珠笔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二十一年前一个叫英格里德·索尔伯格的女人亲手誊抄的：陈卫国，广西，四十二岁。修了二十年桥，想看看天上的桥是什么样子。
小满在这张照片下面站过很多次，可是从来没有认真地读过这一行字。今天早晨在这间小工坊里她一边压着粉一边默默地念着它，一遍两遍三遍。想看看天上的桥是什么样子。她忽然想起一个多月前她在站里的小会议室里第一次听说，二月十九日日内瓦要开一次董事会，议题之一是把整座环拆掉，十年之内一根线圈一根线圈地拆，没有人知道拆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想起一个修了二十年桥的广西男人。她当时很平静什么也没有说，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了一夜天花板。她想如果有一天这座桥不在了，这个人想看的东西也就不在了。
炉子预热到一千一百度的时候发出一声轻轻的嗡鸣，指示灯由红变绿。她把模具推进去，在一块暗色的玻璃窗后面看着粉末的边界在炽热里慢慢黏合，边缘映着炉光，像一朵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的花。三分钟，她站在那里手攥着工装的衣角一动不动，数着自己的心跳。
保温结束后，她等炉温按程序降下来，再用小钳子夹出模具，固定在冷却台上。等指示灯允许取件，她才轻轻一磕，把那朵花接在掌心里，温热的，很轻，五片花瓣微微向内卷着，边缘薄得几乎透光，花心里有一粒小小的黑点，是一粒没有烧透的玄武岩碎屑。瓦斯克斯博士在第一朵花里留下的那粒黑点，被每一代人默默地保留着，没有一个人把它去掉，像一个藏了很久很久、不需要说出口的秘密。
小满捧着那朵花走进了空无一人的食堂。后墙上的三十一张脸在淡淡的夜灯里安静地看着她，昨夜那朵白花仍在最左边的照片下面，收着一点灯光。她走到最左边的那张照片前站定，把这张照片下次序轮到的旧花轻轻取下，放进墙角那只玻璃罐，然后把这一朵慢慢地轻轻地放在了陈卫国的照片下面。
"早，"她用很轻的声音说，像怕吵醒一个人，"新年好。"
那个男人在照片里一动不动，嘴角仍然带着那一点局促的笑。
"我是苏明的女儿，"小满说，"您不认识我，我爸爸和您是一个班。我今年二十四岁，在这里学焊接五年多了。"她停了一下，眼睛看着那张小卡片上的字，声音有一点哑，"我想告诉您，天上的桥很长，很安静，一匝一匝的线圈亮着，像一条被人悬在黑夜里的河。您要是想看，它还在。"
没有人回答。食堂里只有风道里那一点很轻的气流声，和很远的地方有人走过走廊时极轻的脚步声。她在原地站了很久，然后从工装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到最后一页，用铅笔写下一句话，写得很轻，是给自己看的：拆一座桥的时候，会拆掉最后一个知道怎么造桥的人。
四十九天之后，在日内瓦旧邮政分拣中心二楼的圆桌厅里，她举着一块红色的牌子对十五位董事说出了这句话。没有人知道它最早是在这间食堂里，对着一张照片，在新年第一个凌晨想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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