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守时在授时中心的地下室里，对着钟数过自己的心跳。
那是二〇四三年十一月底，她接到田中航那通电话之后的第三个晚上，一个人坐在那间只亮着一盏台灯的屋子里，面前是一排用玻璃罩罩着的锶光晶格钟，每一台都在用一束极其稳定的激光，数着锶原子跃迁对应的光振荡。她今年五十二岁，在这个地下室里守了三十年，总觉得自己和这些钟之间有一种很奇怪的血缘关系，它们数着时间，她数着它们。她把两根手指搭在手腕上，对照钟的秒数默数脉搏。跳动并不是匀匀整整的，她忽然想，人的心脏是一座不准的钟，可它从来没有停过。
田中航要求的是一套共同的时标：一百匝线圈分组执行预先下发的曲线，本地时钟的比对目标优于一纳秒。一纳秒是十亿分之一秒，光在这段时间里只走三十厘米。控制器按微秒级窗口触发，电流变化却要缓慢得多；超出授时预算会触发等待与复核，不意味着晚了几纳秒就必然把结构撕开。真正危险的是电流曲线失配、互感电压越限，而钟得让这些变化发生在能够比较的同一个刻度上。
困难不在钟本身，而在传输。一个时钟信号从地球发到 L1，光需要走五秒钟，这五秒的传播时延不能当作一个永远不变的数：两端运动、路径变化和引力修正，都得分别计入。袁守时把这些问题画在一块小黑板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圆，圆的左边是地球，右边是 L1，中间用一条细线连着，细线上画了几个波浪，她写下一行字，我们不是要在两个地方有同样的时间，是要在两个地方知道彼此的时间差是多少。
她的方案是双向比对。在 L1 放置采用同一锶跃迁频率基准的太空钟，不依赖地面的时间，让它自己数自己的秒，同时每隔一毫秒用一束激光向地面发一个脉冲，地面收到之后立刻回一个脉冲，地面每次收到的都是五秒前的数据，返回脉冲还要再走五秒。两端按连续脉冲的时间戳，不断地估计彼此的偏差，把空间传输的延迟抖动一点一点地扣掉。这个方案在理论上不难，难的是在 L1 点那样的深空里放一台需要稳定温度和稳定激光的原子钟，它要经受太阳辐射、微流星、一百五十万公里外没有任何人伸手可以够得着的孤独。
她用了六个星期设计了一台太空版的钟，从十一月底一直到一月初。它的体积只有一个小行李箱大，重四十公斤，所有的光学元件都焊在一块微晶玻璃上，没有任何运动部件。田中航在日内瓦第一次看到这台钟的设计图时，问了一个问题：袁博士，如果它在 L1 坏了怎么办。她说，它会坏，所以我做了三台，彼此互为备份。每一台都有独立应急电源；主电源丢失后，光学系统安全停机，低功耗守时时钟和日志还能维持四十天。那时不再承诺一纳秒，恢复作业前必须重新比对。他问，为什么是四十天。她说，备用供电按作业中断和恢复的需要留了余量。停了一会儿，又说我母亲有一次住院，医生让我们等四十天。听到这个数，我总会想起那时候。
一月八日，三台钟被装进一枚小火箭，从文昌发射，走一条高能转移的轨道，用二十五天飞到了 L1，二月初完成安装，在翻转前两周就开始和地面互相校准。袁守时没有去发射场，她在日内瓦的地下金库里守着地面的基准钟，看着屏幕上的时间一格一格地跳，每一秒的最后一个数字都在微微颤抖。她在日志里写了一行字，这些钟走的不是时间，是人类在同一个时刻做同一件事的承诺。 写完她又把手指搭在手腕上，照着钟数了一分钟，心跳是七十二，她把这个数写在日志的最后一行，旁边画了一个很小的圈，像是在给一座很旧的钟，轻轻地上了一下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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