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宁每天下午五点收到的东西不是一份病历，是一张传真纸。
那是十一月的文昌，空气里还带着海风的潮气。她在航天员医学中心二楼的办公室里，窗外是一排被台风吹得歪斜的椰子树。传真机是一台用了十年的老机器，放在办公桌的左手边，每天下午五点整它都会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吐出一张窄窄的纸。纸上是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发来的血液检验结果，一排数字，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下面是主治医生的手写批注。她五十一岁，是国内最资深的航天医学专家之一，也是沈知远的主管医生。可是从十一月九日他的返回舱落地那一刻起，他就不在她的病房里了，被送进了几千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她只能隔着一台传真机看着他的血。
第一张传真是十一月九日的：白细胞每升一点八乘十的九次方个，血小板每升九十一乘十的九次方个，血红蛋白九十八克每升，这几项都在红线边缘。她把纸放在桌上戴上老花镜，用红笔在每个数字下面画了一道线，然后拿起电话拨通北京的主治医生，用一个很平的声音问了一连串问题。有没有发热，有没有出血点，口腔黏膜怎么样，每天吃了多少。她说话的时候一直盯着那个一点八，像盯着一个刚刚出生就在呼吸困难的孩子。主治医生回答得很仔细，说没有发热也没有出血，只是胃口很差，每天只能吃半碗粥。叶宁说要查清吃不下的原因，营养支持也得跟上，不能只盯着血象。
返航第七天，也就是风暴后第十八天，传真让她半夜在办公室里坐到了天亮。白细胞跌到了零点九。总白细胞低到这个地步，说明骨髓受到了抑制；能不能恢复、多快恢复，现在谁也说不准，原因也还要一项一项核实。她在传真纸的边缘用红笔写了一行字：不要放弃。 写完把这张纸夹进了一本她从来不让别人碰的黑色笔记本里。那是她自己的病例本，每一页都贴着一个人在最危险的那几天里的血象单。
她没有在电话里对主治医生说那句话，只是让他按感染和出血的风险处理，该有的支持治疗一项也别漏，一旦发热就按流程尽快处置。她说话的时候嗓子是哑的，说完才发现自己一天没有喝水，把桌上凉透的茶一口气喝完，苦得皱了皱眉。那天夜里她给沈知微打了一个电话，不是以医生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比较老的熟人。她说沈博士，你弟弟这几天很危险，有什么变化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你只需要知道我在盯着。沈知微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谢谢您叶医生。叶宁说不要谢，这是我的工作。
第十四天，白细胞回升到了二点三。她收到传真的时候正在给一群航天员做体检，护士把纸条送进来，她接过去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把它放在桌上继续低头写病历。笔尖在纸上停了几秒钟才往下走，字迹有一点微微的抖。体检的航天员是个三十岁的年轻人，抬头问叶医生您没事吧，她说没事你继续。等所有的人都走了，她才拿起那张传真纸对着窗外的光看了很久，嘴角动了动，轻轻说了一句：回来了。她没有哭，只是把那张纸按在胸口，闭着眼睛站了一会儿。
第二十一天，白细胞到了三点四，血小板也上来了。主治医生在传真纸的最下面写了一行字：患者今天吃了一个包子。 叶宁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把它剪下来贴在笔记本的那一页上，旁边用红笔添了一行注释，是写给自己看的：生命的第一个信号不是数字，是食欲。 那天夜里她回到家煮了一碗面，坐在窗前一口一口吃完，吃得很慢。窗外是文昌的夜海，远处有一艘渔船亮着灯，缓缓地划过黑色的水面。
那一本黑色笔记本后来她用了二十年。每一页上都有一个人的名字，每一页上都有一串被她用红笔画过的数字，最后一页是空白的，她一直没有写。三年后沈知远在随访的小诊室里翻开那本病历，在第一页看见了十一月九日的那一行，白细胞一点八，旁边是一行她当年用红笔写下的字，字迹已经有些褪色：这个人我不会让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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