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巴萨港的中心疫苗仓库里有四万七千剂儿童麻疹疫苗。冻干制剂按批次产品说明存放在零下二十度；转运时，这批疫苗按冷链要求保持在二到八摄氏度，稀释液另行保管，不能冻结。
仓库管理员万吉鲁是一个三十五岁的肯尼亚女人，在这座港口城市长大，十二岁时因为麻疹失去了一个弟弟，那件事改变了她的一生。她读了药学，后来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冷链项目成了肯尼亚沿海地区疫苗冷链的负责人。每一支疫苗从供应商的工厂出发，要经过飞机、卡车、冷库、小货车，最后抵达一间间偏远的乡村诊所，全程都不能断冷，这条看不见的、由无数冰箱和温度计串起来的链条，她叫它生命线。
十月二十九日当地时间晚上七点，她正在仓库里清点当天入库的货物，头顶的日光灯忽然闪了一下灭了。她愣了一秒没有慌，从腰间摸出一只头灯戴上走到仓库后面的配电间，那里有一台去年国际红十字会捐赠的柴油发电机，每个月她都会亲自检查一次。她拉下总闸按下启动按钮，室外发电机咳嗽了两声，轰的一下醒了过来，整座冷库的压缩机重新开始嗡嗡作响。可是不到二十分钟，发电机又停了。她跑回去发现油表指向零，油罐她两天前才加满，里面本该还有大半罐。她围着油罐转了一圈，在底部发现一道裂缝，地上一大片黑色的油渍一直漫到墙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油已经渗光了。她喃喃地说，昨天还好好的。
她拿出手机，信号很弱，只有一格。拨通蒙巴萨港务局的电话，没有人接；拨通市政府，占线；拨通红十字会的联络人，那头只有一阵嘶嘶的杂音。她站在黑暗里看着手表上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备用温度计的读数还在往上走，她知道，离开规定温区的疫苗不能靠口头保证恢复效力；每只转运箱都必须记录温度，超出允许范围的批次先隔离，不能算作可用。四万七千剂，是四万七千个孩子本该得到的保护。
她想了很久，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回到仓库里叫醒守夜的两个工人，把疫苗按批次装进现有的冷链转运箱，冻干疫苗和稀释液分开，冰排依规预冷、回温、配齐。每只箱子里都放入温度记录仪，封好箱口，再在外层加泡沫和棉被隔热。她不敢凭经验估算保冷时间，只能控制装箱和开箱的时间，让每条运输路线都带着温度记录出发。
接下来的一夜，是她这辈子最长的一夜。她叫来仓库附近的十几个摩的司机，让他们每人驮着两个冷链箱沿着不同的方向把疫苗送往沿海的一百一十七个乡村诊所。她给每个司机发了一张手绘的地图，在每个诊所的位置画了一个红圈，旁边写下接收人的名字和电话，对他们说，一定要在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送到，不要停不要闲聊不要让箱子见到太阳。那些摩的司机，有的是失业的渔民有的是退伍的军人有的是十九岁的年轻人，沉默地接过箱子用毯子绑在后座上，拧动油门消失在黑暗的、没有路灯的公路上。他们头顶是一片缓缓流动的红色天空，像是有人在天上点了一把巨大的火炬，为他们一路照亮。
天亮的时候万吉鲁站在仓库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最后一辆摩的消失在尘土飞扬的路尽头。衣服早就湿透了头发贴在额头上，嘴唇干裂得起了皮，手里握着一只对讲机，沿线联络点汇总了各诊所的回报，里面陆续传来一个又一个的声音：第三诊所，收到。 第九诊所，收到。 第五十二诊所，收到，冰砖还没有化。 到上午十一点四十分，一百一十七个诊所全部确认收货。她通过对讲机逐一核对各诊所读出的温度记录，结果都在规定冷链范围内。四万七千剂，没有一批需要报废。她在仓库的水泥地上坐下来，背靠着一只空的泡沫箱，终于放声大哭。工人们围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只是一个一个沉默地蹲下轻轻拍她的肩膀。哭了很久，她擦干眼泪抬起头看着升起的太阳，轻轻说，弟弟，我这次没有让他们生病。
后来有人问她，那一夜怕不怕。她想了很久，说，怕，可是我想起我弟弟的名字，就不怕了。那个名字她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是在那个夜晚，在黑暗的仓库里，一遍一遍在心里默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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