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守拙的追悼会是在十一月二日上午在八宝山一间很小的告别厅里举行的。
来的人并不多，大约八十几位，大部分是他的学生和老同事。厅里没有挽联，没有花圈，只在正中间的桌子上摆着一张他六十多岁时拍的黑白照片：他穿着那件旧得发白的深灰色呢子大衣，戴着镜腿缠着透明胶带的黑框眼镜，对着镜头嘴角有一点很浅的笑。照片前放着一只边角磨损的小旧信封，是他生前一直随身带的。
周明远是主持人，穿着深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站在话筒前沉默了很久，声音很哑地说，我今天不说太多话，我只想说一句，老范你赢了。厅里很静，有人开始低低地抽泣。他说，二十年前他提出的假说被人说成缺乏地质学支持，我是评审人之一，他被调去档案室抄了十一年的磁带。那十一年里他没有写一篇论文没有申请一个课题没有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他只是一页一页地抄。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是因为他抄下来的东西救了很多人。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念了一段话：我想对老范说，我这辈子做过很多正确的事，可是最让我后悔的一件，就是没有在二十年前去档案室看你一眼。我现在想对你说对不起，但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在意，因为你教过我们，科学家最大的罪不是错，是在自己看见的时候保持沉默。你看见了你没有沉默，是我们来晚了。 他念完放下纸，对着照片深深鞠了一躬，厅里有人哭出了声。
学生代表上台的是沈知微。她穿着黑色呢子外套，脸色苍白眼睛红肿却站得很直，没有拿稿子，双手撑着讲台的边缘看着台下一张一张熟悉的脸，轻声说，老师教过我很多东西，教我怎么看数据怎么写论文，怎么在评审会上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依然站着。可是他教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是在老师走的那天才真正明白的。她从口袋里取出那封旧信轻轻展开念道，人类总是在被认为不可能的事上一点一点走出路来，替我看着它，念完把信按在胸前闭上眼睛，沉默了几秒说，老师，我会替您看着。
仪式的最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被两个年轻人搀扶着走上台，是档案室的老孙，七十二岁，和范守拙共事了十一年，每天下午一起喝一杯茶听一台老旧的半导体收音机。他手里捧着一只深绿色的铁盒子，打开是一盘卷在塑料盘上、标签已经发黄的磁带，是范守拙当年把一九二六年的手抄记录转录下来的，标签上是他工整的钢笔字：一九二六年，圣赫勒拿，J.H. 摩尔，第四本。 他对着照片，声音又细又颤地说，老范，你走之前把这盘带子交给了我，你说等你不在了让我把它交给小沈，现在我交给她了。沈知微双手接过，指尖碰到磁带的瞬间感觉到一阵几乎察觉不到的细细的颤抖，那不是磁带在抖，是她自己的手。她把盒子抱在胸前对老孙深深鞠了一躬，老孙摆了摆手，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一直淌进花白的胡子里。
仪式结束后人们依次走到遗像前鞠躬，放一朵白色的菊花。轮到魏卫国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说，这是今天早晨天宫发来的一段话，是沈知远指令长口述的。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了。他用沙哑的嗓音念道：范老师，我是沈知远，沈知微的弟弟，您见过我一次，在她的毕业典礼上，您说这孩子眼睛里有星星。我在天上看过了那一夜地球夜面的极光，您说对了，我看见了星星。请您放心，我们都好。 没有人说话，大厅里只有暖气管道细微的水声和窗外风吹过松树的沙沙声。过了很久沈知微走到遗像前站了很久，伸手轻轻碰了碰那只旧信封，像在碰一个人的肩膀。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把那盘保存着一九二六年观测记录的磁带放在书架上，旁边是那封信和一枚小小的黄铜外壳的指南针。窗外的北京很安静，没有极光，也没有星星，只有远处路灯投下的一圈圈昏黄的光。她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城市，忽然轻轻地说了一句话：老师，您看，我们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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