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日晚上，布拉格老城广场上聚了两千多个人，在一片漆黑里仰着头，等一座六百三十一年的钟敲十一点。
整座城市都没有电，广场四周的饭馆和咖啡馆关了门，旅馆的窗子里偶尔晃过一点烛光，天上是一片深红，把市政厅尖塔的轮廓勾得像一把倒插在夜空里的剑。人群是自己聚起来的，没有谁召集，从傍晚开始一个一个地从巷子里走出来，裹着大衣和毯子站在市政厅南墙下面，仰着脖子看那面巨大的在红光里看不清颜色的表盘。有人带着孩子，有人拄着拐杖，有人是被困在城里已经第二天的游客，一句捷克话也不会说，也站在人群里，安静得像一尊雕像。
钟匠帕维尔·诺沃特尼是在九点半爬上塔楼的。
他六十四岁，在这座天文钟边上做了三十六年的钟匠，右肩有旧伤，爬楼梯的时候总是先迈左脚。他提着一盏煤油灯一级一级往上走，石阶被几百年的脚磨出了凹槽，墙壁冰凉，灯光在拱顶上晃着一团金色的影子。钟的机芯在塔楼里面，是一座由铁轴、铜齿轮、石头和木头做成的巨大的机器，古老的构件和历次修复添上的零件交错在一起。停电后，照明和辅助设备都歇了，重锤驱动的主机芯仍能运转。它靠三只重锤驱动，每天傍晚由钟匠亲手用一把铁摇柄把它们摇回塔顶，一个人，一圈接着一圈。
电没有来的第二天，他的徒弟在城外的家里出不来，他一个人摇完了三只重锤，手臂酸得几乎抬不起来，靠着机芯的铁架坐下喘了很久。通往广场的小窗透进来一点红光，也透进来人群的低语，像潮水拍在石头上。他听见有人小声地问，今天还会开窗吗。
按照规矩天文钟每天从上午九点到晚上十一点，每个整点十二使徒会在钟上方的两扇小窗里缓缓走过，这是它最有名的一幕，每年有几百万人专门赶来看。前一天夜里市政厅的人来找过他说，今晚的演出停一停吧，没有照明，广场上人又多，万一出事。他听了他们的话，按维护流程暂停了使徒报时机构，昨天夜里那两扇窗子没有开，整座广场在黑暗里等了一刻钟慢慢散了，像一群没有等到车的人。他一个人在塔楼里坐了一夜，想了一天，想到这一刻，忽然站起身来，把灯放在地上，走到机芯的另一侧，恢复了使徒报时机构。
那一声很轻，咔的一下，像一个很老的人在深睡里翻了个身。
十一点整钟楼开始敲。先是塔楼顶上一小段清脆的响声，接着是下面那只死神，一个骷髅的小木偶，右手拉着绳子左手举着沙漏，微微点头，钟声叮地响了一下。人群里一阵低低的骚动，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表盘上方两扇小窗的木门缓缓地自己开了。
使徒走出来了。
十二个小小的漆得很旧的木头人，披着褪了色的长袍，一个接一个从窗子的一侧缓缓走到另一侧，每个人手里拿着自己的东西，一把剑，一本书，一把钥匙，一根拐杖，在红色的天光里安静而庄严地走过去。他们走得很慢，一步一步没有声音，只有机芯深处那些铁轮在石头里转动的轻轻的咔嗒，像一颗很大很老的心脏。广场上的每一张脸都仰着一动不动，被天光映成了深深浅浅的红色。有人在抽泣，有人在低声念着什么，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太太双手合十，嘴唇不停地动。
走到最后一个使徒的时候，窗子上方那只金色的公鸡扇了扇翅膀，啼了一声。清脆而嘹亮，穿过整座没有灯的城，传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窗子缓缓关上了。
人群里很久没有人动。一个小女孩拉着母亲的手用捷克语问，妈妈，那个钟知不知道天是红的？母亲没有回答。钟匠在塔楼里隔着小窗看着下面，看着那一张张仰起的脸，听见了女孩的问题。他拿起煤油灯慢慢走下楼，走到广场上站在人群的边缘，蹲下来对那个小姑娘说话，声音沙哑而平静。
"它知道的。它的盘上有太阳，有月亮，有星座，每一天它都画出天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只是不管天今天是不是变了脸。"
"那它不害怕吗？"
"它不会害怕，"帕维尔说，"因为它只做一件事，就是继续。"
他站起来抬头看着那面巨大的表盘，红光里黑色的指针一点一点往前爬。他说，天空可以错几天，钟不可以，因为总得有一样东西在这时候告诉大家现在是几点，明天会来，我们还在同一个时间里。
那一晚直到凌晨广场上没有人离开。每到一个整点使徒都会走一遍，从午夜十二点到一点两点三点，那是这座钟六百三十一年里从来没有过的夜场，十二个小木头人一次又一次从窗子里走过，广场上站着越来越多不肯回家的人。凌晨四点最后一个使徒走完，钟匠的手臂终于抬不起来了，他靠着塔楼的石墙睡着了，煤油灯在脚边慢慢熄灭，机芯还在他的身后一下一下稳稳地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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