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然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是五月下旬一个没有开灯的傍晚。
他一个人留在应急调度中心三楼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那份被财务部压下来的预算，四百一十二台关键变压器、三十八亿元，每一台的名字他都背得出来。窗外是北京西郊一片刚长满新叶的槐树林，夕阳把叶子照成一种半透明近乎金色的绿。他在桌上放了三样东西，一份地枢给出的脆弱性排序表、一本厚厚的设备台账和一张只有半页的纸，纸上是他自己用铅笔写的一个数字，三十六。这是他一个星期里算出来的结果。四月二十三日那次会议上钱总答应的一亿二千万，要走完全套审批最快也要三个月，他等不起。只要把今年全国电网的年度检修备用金和技改结余先垫上来而不动任何新的拨款，最多能凑出一亿二千万，按每台变压器加装一套中性点隔直装置三百三十万计算，可以装三十六台。
三十六台不到四百一十二的十分之一。他一遍一遍地看着那个数字，像看一件价格不对的商品。地枢的排序表把全国的变压器按受地磁暴冲击的风险从高到低排成了一队，排在最前面的几十台恰好是几个枢纽变电站里的主变，它们一旦损坏就不是一个城市停电，而是几个省的电力被截成两半。他知道这三十六台装上去换来的只是这场灾难里一个很小的缓冲，可是他也知道缓冲在一个系统里往往比人们想的重要得多。他放下铅笔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那头响了五声才被接起来，是一个带着浓重西安口音的粗嗓门，说魏总这么晚了是不是又有什么急活。
那个人叫贺建新，西安一家做电力电容器的小厂的老板，五十多岁，当过二十年电气试验工，自己办厂以后专门做各种别人嫌麻烦不愿做的小批量非标设备。中性点隔直装置的原理并不复杂，在变压器中性点和大地之间串联一组电容，直流被电容挡住而交流照样通过，这样地磁暴感应出来的准直流电流就不会顺着中性点灌进变压器绕组造成铁芯半周饱和。难点在于平时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故障的时候巨大的故障电流也要从中性点流走，电容如果不能在几毫秒里被旁路就会被击穿，所以装置里必须有一套快速旁路开关，还要能在磁暴过去之后自动恢复。国内几家大厂都做不出一年内三十六套的货，贺建新是唯一一个说可以的，条件是预付百分之六十而且不签合同。
魏然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事。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用备用金挪作技改既没有立项也没有审批更没有招标，哪一条都够写进一份处分决定，轻的是警告重的是撤职。他把这件事只告诉了两个人，一个是即将退休的五十八岁的副总工老齐，另一个是调度中心的党支部书记，一位说话慢吞吞的女同志。老齐听完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把保温杯里的茶喝到见底才说魏总你知道吗我刚参工的时候师傅说过一句话，电网里最怕的不是故障是侥幸，你现在做的是对抗侥幸，我不拦你，出了事我陪你一起去纪委。书记没有表态，她说我什么也没听见，起身去给他们续了一壶热水。
六月的第二个周三第一批四套装置运到了天津以北的一座五百千伏枢纽变电站。魏然亲自去了现场，没有带任何标识，穿着一件旧工作服站在变电站高耸的钢架下面，看着贺建新带来的八个工人用吊车，把一个只有集装箱一半大的灰色柜体放在变压器中性点旁边。站长是一个五十来岁的黑瘦男人姓乔，一直板着脸，等吊车一停便走过来问魏总这个东西是哪来的没有立项吧，魏然说没有，乔站长又问万一出了事算谁的，魏然说算我的。乔站长没有再问，盯着那个灰色的柜体看了一会儿才说我在这个站干了三十一年，一九八九年魁北克那场磁暴我师傅是从简报里读到的，他说那天晚上加拿大的变压器像烧红的烙铁从里面往外冒烟，当时他就说中国要是遇上了就完了，因为我们的变压器是新的，新的才最怕，魏然看着他说所以我才来。
接线用了一个通宵。凌晨四点最后一根母排固定好，贺建新亲手把旁路开关的整定值输进控制器，那是一个只有三位数字的参数，意思是中性点直流电流超过多少安培时让电容投入，他输完把键盘推开对魏然说魏总您试试。魏然用一台便携式信号发生器，给控制器注入模拟的中性点电流信号，从零慢慢往上加，屏幕上的曲线先是平的，到八十五安培的地方猛地抖了一下，然后变成一道几乎水平的细线，旁路开关按预设完成切换，柜体里传来一声短促的动作声。几个年轻的工人欢呼起来，乔站长没有，他把安全帽摘下来在手里转了一圈，轻轻说了一句，等它真的来了，希望也能这样挡住。
那一年夏天魏然以一种不太光彩的方式装完了三十六台。年底之前他会为此在纪委办公室里坐上两个整天写下八千字的说明，并且在十月二十九日之后被同一批人用另一种眼神看着，那是后话。五月下旬那个黄昏他拿起桌上的铅笔在数字旁边添了一行小字，不是写给谁看的，只是一个要自己记住的提醒：能做的先做，做不了的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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