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放学，沈砚去了茶室。
傍晚的巷子里飘着晚饭的味。他推开茶室那道矮门，风铃叮地响了一声。
安倍清和在里屋，手里拿着一卷旧书，就着窗子里的光看。看见他进来，放下书，说，回来了。沈砚坐下，说，汉拿山的事，我想跟您问问。
安倍清和没立刻回答。他站起来，走到柜子前翻了一会儿，拿出一卷发黄的纸，摊在桌上。纸上画着一座山，山形陡，山顶是平的，像被刀削过。他说，汉拿山，济州岛上最高的山。你师父讲，那山看着温顺，其实底下是空的。
沈砚的指尖在图上那座平顶山上点了一下，问，空的。安倍清和说，火山。跟富士山一样，是一座睡着的火山。那个术士挑山有讲究，他要挑的都是睡着的火山。富士山睡了一千年，汉拿山睡了一万年，睡着的东西，好藏。他说着，用指节轻轻叩了叩那张旧图，纸背发出一声闷响，像叩在一块空心的木头上。沈砚盯着图上那座平顶的山，心想，原来这山看着温顺，里头早就是空的，只差有人在最底下捅开一个口子。
沈砚看着那张图，图上山的轮廓旁，写着一行小字，是师父的笔迹——尾在汉拿，心亦在汉拿。他愣了一下，说，不是尾吗。安倍清和说，你师父讲，相柳有三处，头身在头，尾在汉拿。头在土御门，身在富士山，心在汉拿。三处里，心最难封。心是活的，会想，会疼，它疼起来，整座山都跟着颤。茶炉上的水又开了，咕嘟咕嘟地响，安倍清和起身去提壶，热水冲进两只粗陶杯，腾起一团白汽。他把其中一杯推到沈砚面前。
沈砚捧起茶杯暖了暖手，问，那汉拿山的门，封得住吗。安倍清和说，你师父封过。他三十年前去过济州岛，找过那扇门，他找到了，但封得勉强。他说，那扇门底下压着的东西，比富士山的还沉。沈砚往前倾了倾身，问，为什么。安倍清和说，因为心比身子重。身子是死的，心是活的，活的东西，压不住多久。
沈砚看着那张图，看了很久。他伸手，摸了一下图上那座山的轮廓——纸是旧的，摸起来有点糙，像摸着一块干了的树皮。他想，师父画这张图的时候，手是不是也像他一样，有点凉。他问，安倍先生，我师父画这张图，是几几年。安倍清和想了想，说，三十年前，戊寅年秋。沈砚算了算，那一年，我刚出生。
安倍清和看着他，过了很久，说，你师父画这张图的时候，不知道你会来。但他画完了，收好了，放在这里，等你来拿。他说，这是留给徒弟的。
沈砚握着那张图，没接话。他觉得这张纸不只是一张图，是师父留给他的一封信，一封信写了几十年，等他来拆。他问，安倍先生，我师父在济州，留了什么话吗。安倍清和说，你师父讲，汉拿山的门，要等一个拿着双玉的人去开。他还讲，那个人去的时候，别一个人去。沈砚问，那要带谁。安倍清和说，你师父没讲。他说，到了济州，自然有人接。
沈砚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叶，问，有人接。安倍清和说，济州有人守着门。那人不知道你，但认得玉，玉到了，人就出来了。他说着，端起自己那杯茶，吹了吹浮叶，慢慢呷了一口。窗外巷子里传来一声自行车铃，远远近近。沈砚把那张旧图又凑近看了看，师父那行小字旁，还点着一个墨点，像落笔时手腕一顿。
沈砚低头，看领口那两枚玉。他想，师父把玉给他，不只是给他一把钥匙，是给他一张通行证——走到哪儿，认得玉的人，都认得他。他问，那我算不算，接了他的班。窗外的日影斜过来，把那张旧图的边角照得发白。安倍清和拨了拨茶炉里的炭，火星子腾地窜起一下。安倍清和说，你接的不是班，你接的是他的路。路是他走的，你接着走，走完了，路就通了。
沈砚站起来，说，那我明天去买机票。师父没走完的路，我接着走。安倍清和把那卷发黄的纸卷好，放回柜子里，又摸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他说，这是茶室地宫的钥匙。你要是不在东京，门要是动了，就交给影千代。沈砚拿起钥匙，是旧的铜的，磨得发亮，被体温焐过无数遍。他问，您不去吗。安倍清和说，我老了，走不动了。我守了这间茶室三十年，也守累了。你要去，你就去，东京这边，我替你看一阵。
沈砚把钥匙收进怀里，跟玉贴在一起。铜钥匙凉着，玉也凉着，两样东西隔着布料，贴着他的胸口。他走到茶室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安倍清和已经重新坐下，就着窗光，翻开那卷旧书，像他从来没动过。门外的巷子，夕阳斜斜地压下来，把老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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