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下午沈砚去了玉木樱的店。
店在巷子尽头，木门推开时，门上那串铜铃响了一声，轻得几乎听不见。里头没什么客人。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来，落在空着的座位上，一张挨一张的木桌被照出一圈暖黄。灰尘在光柱里慢慢浮着，像一层没醒的雾。玉木樱坐在吧台后面擦一只玻璃杯，擦得很慢，布在杯壁上转一圈又一圈，像在擦一件擦了很多年的旧物。看见他进来，她放下杯子，从柜台底下摸出一碟红豆点心推过来，说早上做的，尝尝。
沈砚拉开凳子坐下，拿起一块咬了一口。红豆馅熬得很糯，甜得发腻，外头那层皮却烤过了头，咬下去有点硬，渣子簌簌往手背上掉。手艺还不熟。他嚼着说挺好吃。玉木樱笑了，说骗人，皮都硬了，头一回做糊了没敢端出来，这是第二回。沈砚把剩下半块搁回碟里，看着碟子里那几块歪歪扭扭的点心。一个活了不知多少年的妖，坐在这种窄店里学做红豆点心，烤糊了一炉又一炉，这件事本身就有点说不出的味道。
玉木樱给他倒了杯茶，在他对面坐下，说他最近脸色不好，眼底发青。沈砚端起茶吹了吹，说事情太多，睡不好。玉木樱说他睡得着才怪，他师父把那么大一摊子事全推给他了，自己倒干净。沈砚抬头，问她怎么知道师父的事。玉木樱把擦杯布叠成方方正正一块，搁在吧台上，说三十年前他救过她一命。
那时候她刚到东京，还没学会做人，化形化得不稳，连指尖都时常露出一截狐毛，走在街上被人多看两眼就要现形。有个人看上了她的妖丹，设了个局，想把她炼了喂门。你师父路过，管了闲事，把她从那局里捞了出来。那个人，就是安倍苍真。他那时候已经在画门了，要她的妖丹不是为自己，是为喂门。师父走之前，给她安排了个身份，让她在东京待着，别惹事，等一个拿着青玉的人来了，就帮他。她说，这一等，就等了三十年，等到店门口的招牌换了两回漆。
沈砚放下茶杯，低头看领口那两枚玉。玉贴着皮肉，凉丝丝的。他问玉木樱，知不知道门里关的是什么。玉木樱说知道，你师父讲过——相柳的头。中国的九头蛇，被人带到日本斩下头，关在门里；那身子漂到别处，变成了八岐大蛇。
沈砚没说话。窗外那道光柱移了半寸，照到吧台上那碟点心上。玉木樱给他续了茶，茶水倾进杯里，冒着一点白汽。玉木樱又说，你师父还讲过，相柳不是天生凶恶。它被人驱使，食人无数，是它的罪，也不全是它的罪。大禹斩它，是替天行道；可把它困在这里几百年，是另一些人造的孽——几百年前，一个从中国渡海来的唐朝方士，算出天下要大乱，想给自己找条退路，把相柳的残躯带到日本，想用它的力量，在日本立一扇门，立一个家。结果他人老了，死了，家没立成，门却还立在那儿。
沈砚听着，指尖在杯壁上慢慢摩挲。一个方士漂洋过海，想在异国他乡给相柳安个家，家没立成，倒把一座山底下压了几百年。这笔账，算到最后，谁都不算赢家。
沈砚握着茶杯的手指节一点点收紧，杯壁的温气透不上来。吧台上那只玻璃杯还留着她擦过的指痕，一道一道，在斜光里发亮。他一下明白安倍苍真为什么执着于开门——他不只是想要力量，他想要那个方士没立成的家。他仿着原门，一扇一扇地画，画了三十年，以为画多了就能顶掉原门，就能在门后头，找到那个几百年前的人没能找到的家。
沈砚问，那相柳自己，想回家吗。玉木樱看了他很久，久到杯里的茶凉了一层。她说你师父讲过，相柳想回的不是富士山，是它被带出来之前，住了几百年的那条河——在中国，叫相水。它一直记得那条河的水味，总说富士山的水，不是那个味儿。
沈砚低头看手里那两枚玉。玉凉着，可他觉得那点凉里裹着一丝苦——不是他的苦，是相柳的苦。一条河在几百年前流着，河兴许还在，河里的蛇却已经回不去了。
玉木樱最后说，你师父讲，到时候拿着双玉的人怎么选都行——要么让它吃饱了，安分下来；要么由它闹起来，把东京掀个底朝天。开还是关，师父把这个选择权，留给了后人。
沈砚走出店时，夕阳正往巷子口沉下去，把整条街染成橘红。木门在身后合上，铜铃又响了一声。他怀里揣着地图、旧照片、两枚玉，还有师父三十年前没说完的话。风从街口灌过来，带着傍晚人家做饭的油烟气。他站在台阶上缓了缓，终于懂了——自己这趟来日本，不是来斩妖的，是来送一个几百年没回家的老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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