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其实早就漏了。九月初，县工业局就打过招呼，说地区要来个调查组，例行核查群众来信。消息传到车间，各车间的反应不一样：一车间照常干活，二车间有人交头接耳，突击队呢？陈建军宣布了一条纪律：查账期间，各道工序照卡干，一个勾都不许少打。"咱们怕的从来不是查，"他说，"是查的时候自己先乱了套。"
所以调查组进厂那天，看见的是一台正在试车的195，一块正在打勾的记录卡，和一墙贴得整整齐齐的账。
九月十六号早上，一辆挂着地区牌照的伏尔加停在农机厂门口。地区工业局干部科科长秦向明带着两名干事进了厂，第一句话就定调子："我们只对账，不对人。"
账是早就摆好的。陈建军把六号文原文、全厂八月工资表、突击队四月到八月的提奖明细、车间台账，四样东西一字排开放在会议室长桌上。秦向明没有先看表，先把六号文拿起来，逐字看了两遍，才伸手去翻提奖明细。
厂里给调查组腾了半间办公室，一张三屉桌，一把暖壶。秦向明不要任何人陪着，只要了两把算盘。第一把算工时，第二把算钱。他说过一句话，后来在厂里传了很久："账这个东西，跟机器一样，要么转得动，要么转不动，没有第三种。"
查账查了三天。那三天里厂区安静得反常，连二车间平时爱说笑的几个老师傅都收了声。第一天对工资表与提奖表的分摊口径，第二天跑车间核对记录卡上的工时与台账，第三天找工人谈话。第三天下午，秦向明在突击队车间门口拦住马春生，问了一句很尖的话："学徒漏检扣一块五，是不是变相罚跪？"
马春生把胸脯一挺："秦科长，我上个月拿三块隐患奖。扣是卡扣的，奖也是卡给的，卡不亏心人。"
跟车的干事后来在饭桌上问科长怎么评价这学徒，秦向明只说了四个字："卡能管人。"再没第二句。
秦向明低头在他的小本子上写了一行字，笔尖顿了顿，又把那一页撕下来折进兜里。没人知道他写了什么。
第二天下午还出了个小插曲：干事核到七月中旬一笔材料领用，发现领料单存根与台账差了四毛钱。消息传过来，陈建军翻出当天的记录卡，卡上第七项记着一笔毛毡垫改制的下脚料，四毛，单项列支。干事对着卡和台账核了三遍，在本子上写下八个字：账账相符，卡账相符。对账会在第四天上午开。秦向明拿算盘把提奖总额重新打了一遍：四到八月，突击队提奖累计九百二十六块四，摊到全厂职工头上，月均占标准工资百分之七点八，六号文的上限是百分之三十。"口径以内。"他说完这句，九百二十六块四，他算了三遍，三遍一致。干事在旁边打算盘，四只手打得噼啪响，全会议室的人都听着那串算珠声。会议室里绷了四天的空气松了一半。
但秦向明没有散会。他敲了敲桌面："口径没问题，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匿名信里说奖金数倍于工资，最高一笔三十四块二对学徒十六块八，是两倍——数字从哪儿漏出去的？第二，这封信抄送的账目数据，精确到角，普通工人看不全这些账。"
会议室没人说话。刘振富坐在角落里，烟点着了没抽，烟灰积了半截。
那半截烟最后在刘振富手指间自己灭掉了，他也没再点。散会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起身走的，背影比来的时候驼了一点点。
郑国栋开了口："老秦，查账是你们的权，追笔迹不是。我只说一句——账是从财务科和车间台账出去的，看账的人不止一个。谁抄给谁，你们有能力查，我们不猜。"
秦向明看了刘振富一眼，把小本子合上了："不猜。好。"
对账结论在厂里张榜公布了三天。有意思的是围着看的工人，没几个真的在核对数字，更多的是想看看墙上那个"不成立"三个字。王守拙看完了只说了一句："查这回，比十回表扬都管用。"
散会后，秦向明把结论留在厂里：账实相符，奖金口径合规，匿名信所反映问题不成立。他在结论页的末尾另外加了一行手写字，交到郑国栋手里的时候说了一句："往后还有人来查。你这套账，就是护身符——前提是，一天都别断。"
送秦向明上车的时候，陈建军注意到一个细节：刘振富站在宣传栏底下，把那张结论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回了车间。他没看任何人。
回到办公室，陈建军把四样账册收进柜子，钥匙挂回原位。钱小进在旁边看着，忽然说："队长，我头一回觉得，记账这个活儿，比修机器还硬气。"陈建军把柜门锁上，回了一句："机器修的是铁，账修的是人。铁锈了能磨，人心要是锈了，磨不动。"
伏尔加开出去二里地，秦向明在车上对干事说了一句："回去把县里那份初查报告再核一遍。信是八月二十九号寄的，走的是县邮电局——查查那天谁从厂里往县里打过长途。"
干事应了一声，又问："科长，那这家厂……"
秦向明望着窗外："厂子是好厂子。账会算，卡会管，工人眼里有活儿。"他顿了顿，"就是树了不该树的眼。省报那个方记者，下礼拜就到。她要是把这事写出去，眼就该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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