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晚他只做一件事：把事实挑出来。本子上记过的东西，他一张一张摊在桌上。凡是自己想的，全部删掉。留下的每一条，后面都跟一个出处。
出处注在每条的下面，写得比正文小。《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复印件，签字栏两个名字。澄水旧改一期，两年前七月十四日，基坑坍塌，两人死亡。涉事施工队负责人程建国，被判五年。写到这一行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他把笔横放在纸上。两年前的法庭，他去过一次。旁听席上坐了七八个人，其中两个是别处的，听了一会儿就走了。父亲站在被告席后面，穿着看守所发的那件马甲。马甲的颜色很浅，肩线也不合。
“你认不认罪。”
“认。”
一个字。那时候程砚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着一张纸，攥得皱成一团。他想站起来。他没有站。
他那时候以为，认罪就是认了。这一句他信了很多年。现在他知道，认罪有时候是替别人认。
同月，同项目监理月报载明西侧位移超预警值。今年三月，澄水旧改三期西侧第二道锚杆，图纸标注间距一点五米，现场实测约一点七米。
第二晚他改结构。把前一晚写的稿子摊开比着看，把信分成三段。三段的长度不一样。第一段写旧案，第二段写现在，第三段只写一句话：以上情况，请求核查。如需原件，请依职权调取。
写完他把这封信读了三遍，读的时候把声音压得很低。读第三遍的时候，他删掉了一个词。
那个词在第二段的开头。疑点。
他改成“以下情况”。改完把笔放下看了一会儿。桌上摊着的信纸被台灯照得发白。信里没有一个形容词。没有愤怒，没有委屈，也没有“请还我们一个公道”。只有日子、位置、数字，和一个请求。这三样都不带情绪。
他想起纪云舒那两条规矩。不写没看见的东西；别人讲的话，要么不用，要么按原话用。那两条他记在采访本第一页，一开始是替她做的。现在这两条成了他自己下笔的标准。
第三晚他抄清。抄的是最后一稿，抄了两份，一份寄出去，一份留着。
抄到一半的时候，右手食指开始抖。抖得很轻，但握不住笔。他停下来，把笔换到左手，活动了几下手指。食指伸不直，第一节是弯的。左手握笔他要重新找角度。
他等了半分钟，接着抄。这一遍抄得更慢。第二份比第一份还慢，慢在最后那两行。他没有急。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把笔放下，甩了甩手。手腕上有一道被桌沿压出来的印，手心里有一层薄汗。
寄给谁，他想了很久。这个问题比信怎么写更难。
他先想过寄学校。这个念头只停了一会儿。学校是他待的地方，出了事跑不掉，可学校没有这一级的权限。他又想过寄报社。临江有一家报社，但他不认识里面的人，寄过去，编辑会在第一轮筛掉。他也想过直接寄省里。省里可以，可省里会往下转，转来转去，信还是回到市里。
最后他选了市住建局。这个名字他是在网上一栏一栏找出来的。旧案归他们查，三期的工地也在他们管。而且那栋写字楼的三层和四层，最怕的正是这个部门。这一层他想清楚了才动笔。动笔之前，他把信封也买好了。
抄完他把两份对齐看了一遍。两份的折痕压在同一个位置，字迹一样，一个字不差。
寄信那天是周一。他选了上午第二节课以后的时间，那个点邮局人最少。邮局在学校东门外面，一间临街的营业厅。门是玻璃的，上面贴着一张营业时间表。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个人。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女柜员。一个在汇款，一个在买邮票。他排在后面，手里捏着那封信。
排在他前面的是个老头，鞋上沾着泥。老头要寄一个包裹，用布包着，外面缠着绳子。布是深蓝的，洗得发白。柜员让拆开看。
老头一层一层解开，里面是两罐咸菜。罐子是玻璃的，盖子用塑料袋裹着。柜员愣了一下，手停在扫描枪上面。
“寄给儿子的，他在广东。”
柜员说这个寄不了。老头说以前寄过。柜员说现在不行。
老头把绳子重新缠上。缠的时候手指有点抖，缠得很慢。绳子要绕过四个角。程砚站在后面，没有催，把信在手里换了个方向。
轮到他的时候，他把信递过去。信是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
“挂号信。”
柜员接过去看了一下，翻到背面看封口，抬头问寄哪儿。程砚填了一张单子，单子上的字他写得很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柜员盖章，撕下回执。章是圆形的，盖得很实。
柜员说，写着呢，七个工作日左右到。
他应了一声。柜员又问要不要快递，不用。那慢一点，也没关系。
程砚把回执接过来。回执的纸很薄，是两张。一张贴在信封上，一张给他。他把给他那张折了两折，放进上衣内袋。他又看了一眼收件人那一栏——是他自己写的字，写得比平时工整。
他刚才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进来。不是犹豫寄不寄，是犹豫一件事。
他抄的那一份，内容比寄出去的那份多一点。寄出去的那份，他把三期的实测数据写得很细，细到把日期和标高都写在括号里。留在手上的那份，他把三个名字也写了进去，三个名字各占一行。程建国。程建军。还有母亲账本上那一行。
寄出去的那份里没有这三个名字。他删的时候删得很干净。
他怕的不是暴露自己。他自己早就在这件事里了。他怕的是，一旦这三个名字出现在纸上，这件事就变成程家的事。程家的事，是没有别人管的。
他把这件事想清楚了。想清楚之后反而平静下来。他现在做的不是翻案，是让这件事不属于程家。
他把信推进去。信封从窗口下面进去，柜员把信封丢进一个筐子。筐子是塑料的，天蓝色，里面已经有一摞，最上面那封的邮票贴歪了。
信进去了，就看不见了。他盯着那个筐子看了两秒，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
筐子被柜台挡住了一半。信在那里。他心里空了一下，那种空是从胸口往下走的。从这一刻起，这件事不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了。
然后他掏出手机，给林晚发了一条消息：寄了。
对面回得很快，三条连着。挂号。回执收好。好。
隔了一会儿，她又发来一条。这一条比前面几条都长。
“从现在开始，你那封信的每一个字，你都要记得。”
程砚站在邮局门口，把那句话又读了一遍。记得。他出了门，门上的弹簧发出一声轻响。
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一边走一边拨的号。那头接起来问怎么了。没事。
“没事你打什么电话。”
程砚站在路边。路边有一排新栽的树。
药还有没有，母亲说有。钱够不够，说够，反过来问他那边呢——够。电话两头都停了一下，是他先开的口。
“妈。我寄了点东西。”
“寄什么。”
材料。给市里的。
那头安静了几秒。能听见她把什么东西放下的声音。
她问他想清楚没有。想清楚了。
“那就寄。寄了就别后悔。”
他应了一声。那头说吃饭。好。
电话断了。屏幕上跳回通话记录。程砚拿着手机站在太阳底下，手机背面有一点发烫。他走到路边等红灯。路口的风把树叶吹得翻过来。
红灯的时候，他忽然想起父亲那封信。那封信里只关心他的手，一个字都没有提旧事。
他那时候不懂，现在有点懂了。有些话一旦出口，就收不回来。所以父亲一直没写。
他往前走。回宿舍的路上，他绕了一段路，经过学校那栋正在施工的实验楼。脚手架上挂着绿色的安全网。他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
网后面有人在浇混凝土，泵车的管子一直在动。他看了一阵，走了。
路过二食堂的时候，温以宁从里面出来。她手里端着两杯豆浆。
温以宁叫了他一声。她问喝不喝，把一杯递过来。不用。
“拿着。我多买了一杯。”
他接过来。纸杯是热的。
她问从哪儿回来。邮局。寄东西。她哦了一声，没有打听寄的是什么。
她说他最近都不在教室，方老师点过他两次名。
他知道。
“你的事我不问。但你得让自己毕得了业。”
她走了。程砚站在食堂门口，把豆浆喝完，杯子扔进垃圾桶。
回到宿舍，他把回执夹在采访本的第一页。那一页上写着日期，现在多了两张纸。他合上本子。
接下来三天，没有人来找他。第四天，也没有。他去上课，去工作间，去图书馆。
一切照旧。
第五天下午，他收到一条短信。是邮政发来的。信件已签收。签收人那一栏写着两个字。
收发。
他把手机放下。这两个字他看了很久。那封信进了一栋楼，被一个不认识的人签了。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他把那条短信截了图，存进相册。相册里只有这一张图。他没有删。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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