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孙宝田
无名在兰渔村住了两个月，胸口那道最深的剑伤总算收了口。新生的肉芽从伤口边缘一天一天地往外爬，先是薄薄的一层粉红薄膜，然后慢慢填平了那个深不见底的窟窿，最后结了一层暗红色的硬痂，像一块生锈的铁片焊在皮肤上。
下雨天还会隐隐作痒，但至少不再往外渗血水了。身上其他那些零零碎碎的伤口早在一个月前就好利索了，如今只剩下一道道颜色深浅不一的疤，横的竖的斜的，在皮肤上织成一张沉默的地图，记录着过去那些不能与人说的路。
无名开始跟着老孙头学捕鱼。
第一天老孙头带他上船的时候，看他握桨的姿势就笑了，说你这后生一看就是没干过粗活的，手比大姑娘还白，怕是连鱼都没摸过吧。
无名没吭声，拿起船桨学着他的样子往水里插。他的手确实白，但那是因为常年在深山里练剑，不见日光的缘故。
至于鱼——他确实没摸过。他摸过的东西里，没有一样是活的。
第一次撒网，他把网撒成了一个疙瘩，连船头都没出就缠在了自己脚上，差点一头栽进河里。
老孙头笑得直拍大腿，把烟袋锅子都笑掉了，然后耐着性子一遍一遍地教他怎么理网脚、怎么找重心、怎么借腰力把网甩出一个满月。
无名学得很认真，一言不发地站在船尾，听老孙头讲一遍，自己做一遍，做错了就重来。三天后他能把网完整地撒出去了。五天后他收网时网上挂着两条巴掌大的鲫鱼，银白的鳞片在晨光里闪闪发光。他盯着那两条活蹦乱跳的鱼，嘴角几不可察地动了动。
无名把捕到的鱼都给了老孙头。
老孙头也没推辞，拎着鱼回家刮鳞去鳃，下锅炖汤，晚饭的时候又端了一大海碗鱼汤过来搁在无名门口的木墩上，碗里还冒着热气，汤面上浮着几段葱白和两块老豆腐。
往后这成了惯例——无名每天把捕到的鱼送到老孙头船上，老孙头每天晚上端一碗做好的鱼或者鱼汤放在无名门口。
有时候是红烧，有时候是清蒸，有时候是加了酸菜炖的杂鱼锅。
无名端回屋里，坐在那条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木凳上，一口一口地吃完。鱼刺挑得很干净，碗底从来不剩。
再往后，老孙头干脆叫无名来家里吃。
老孙头一个人住，屋子不大，灶台就砌在堂屋角落里，饭桌是一张矮矮的小方桌，桌面被碗底烫出了一圈又一圈的白印子。
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老孙头一边吃一边絮絮叨叨地讲村里的事——谁家的船又漏了，谁家的媳妇又跟婆婆吵嘴了，今年河里的鱼比去年少了不少——无名就静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或者从喉咙里发出一个意味含混的“嗯”。
他不会聊天，不会接话，不会像正常人那样在对话的间隙里插进一两句“然后呢”或者“那可真是”。但老孙头不在乎。老孙头这辈子跟太多闷葫芦打过交道，知道有些人不爱说话不是脾气坏，是嘴笨。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平淡得像是河面上的水波，风来了起几道褶子，风走了又恢复成一面镜子。
无名还是没有名字——村里人只知道他姓吴，是大脚婶子随口起的，说看你长得白白净净的，就叫小吴吧。
无名点了点头，没有纠正，也没有解释。
他不在意别人叫他什么，名字对他来说从来就只是一串符号，以前是木牌上的代号，现在是大脚婶子嘴里随口蹦出来的一个字，没什么区别。
无名依然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但他开始慢慢适应这种生活了。
没有任务单，没有目标，没有交差，没有躺在北院那张硬板床上担心下次任务会不会是自己最后一次拔剑。他现在每天做的事只有几样：天亮起床，跟老孙头下河，撒网收网，把鱼送到老孙头船上，然后一个人沿着河岸走很远很远。
有时候他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坐在河滩上，看着河水发呆，一坐就是一个时辰，什么也不想。
无名已经很久没有拔过剑了。那把油纸伞靠在破茅草房的墙角，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无名把村里每个人都观察了一遍，这个习惯改不掉。
老孙头是个老实巴交的渔民，走路左脚有点跛，是被鱼叉扎伤后留下的老毛病，没有武功。
大脚婶子是个寡妇，力气比一般女人大，嗓门也比一般男人响，但那是干活练出来的，不是练功练出来的。
刘婆婆腿脚不好，拄一根竹子做的拐杖，见了谁都要拉着聊上半天。
其他几十户人家也都是些寻常百姓——种地的，打鱼的，上山砍柴的。他们的脸是晒黑的，手是粗糙的，脚步是沉甸甸的。
无名不需要特意去观察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村子里没有任何人能对他产生威胁。这是他有生以来住过的最安全的地方。比影寂山庄安全，比训练场安全，比那个有五十个孩子互相撕咬的山洞安全。这里没有人想杀他，也没有人想让他去杀别人。
这种安全感让他觉得陌生，甚至有些不安。就好像一个人习惯了背着一百八十斤的铁砂背心在山林里狂奔，忽然有一天把背心脱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
这天傍晚，无名从河边回来，远远就看见村口老槐树下停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件镇上时兴的蓝布短衫，布料比村里人穿的粗麻布细了许多，袖口挽到肘弯，露出两条瘦巴巴的胳膊。
那个人大约十八九岁，生得眉高眼低，走路的时候肩膀一高一低，脚跟拖着地，带起一小溜灰尘。他手里拎着一个瘪瘪的包袱，晃荡晃荡的，一看就是空的。
是无名先看见他，也是无名先意识到这个人要往老孙头家去。因为这个人走路的路线和老孙头每次从船上回来走的路线一模一样——从村口沿着那条唯一的主路一直往里走，走到岔路口右拐，第三家就是老孙头的院子。
老孙头正蹲在院子里收拾渔网，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愣了一瞬，然后整张脸都亮了。
那种表情无名见过——在他执行任务的十二年里，偶尔路过那些普通人家门口时，会看见门里的女人和孩子在夕阳下跑出来迎接回家的男人，那时候他们的脸上就是这种光。
老孙头的眼睛眯成两条缝，眼角挤出层层叠叠的皱纹，把手里的渔网一扔，站起身来在裤子上蹭了蹭手，声音里带着藏都藏不住的欢喜：“宝田！你咋回来了？”
孙宝田。老孙头的孙子。
无名站在不远处，背靠着老槐树的树干，把手里的鱼篓搁在地上，没有走过去。他不打算打扰这对祖孙重逢，但他也不会在这种时候转身走开。
这是职业习惯——他需要对任何一个新出现的人保持足够的观察，直到确认这个人不会带来威胁。
孙宝田把那个空瘪的包袱往门槛上一扔，大咧咧地走进院子，一屁股坐在老孙头刚才坐的小马扎上，翘起二郎腿，脚踝搭在膝盖上晃啊晃的。
“回来看看你呗。”他嘴上这么说着，眼睛却在院子里四处打量，目光扫过墙角那口水缸、扫过晾在竹竿上的几件旧衣裳、扫过屋檐下挂着的那串干鱼——像在清算这间破院子里还剩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老孙头像是完全没注意到这些，他忙前忙后地张罗着：进屋端了一碗凉茶出来，又把灶上中午剩的半条红烧鱼热了热，从柜子里翻出一碟过年才舍得吃的炒花生。
老孙头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搁在孙子面前的小方桌上，自己站在旁边搓着手，笑得像个捡了金元宝的小孩，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回来好，回来就好。你看你都瘦了，在镇上是不是吃不饱？这回多住几天，爷爷给你炖鱼汤，天天炖。你等着，爷爷这就去烧火。”
无名在老槐树下站了一阵，将院子里的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出声，弯腰拎起鱼篓，转身朝自己那间破茅草房走去。
关于孙宝田的事，他断断续续从老孙头嘴里听过一些。
老孙头有个儿子，叫孙大勇，是老孙头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人高马大，力气足，一个人能摇双桨，撒出去的网比村里谁都圆。
后来娶了媳妇，生了个小子，就是孙宝田。
老孙头给孙子取名叫宝田，意思是一块田地里的宝贝，平平安安，踏踏实实。
可这宝贝十几岁的时候就不踏实了。他觉得兰渔村太小，太穷，太闷，觉得一辈子在这个山沟沟里打鱼没出息，闹着要去镇上闯荡。
老孙头拦不住，就给了他一笔攒了半辈子的钱，让他去新艾镇学门手艺。孙宝田去了，手艺也没学成，学徒的铺子倒是换了三四家。
要不就是嫌在米铺扛米袋子太累，就是嫌在木匠铺刨木头太枯燥，或者就是嫌在布庄站柜台太无聊。
钱花光了就跟镇上的地痞混在一起，蹭吃蹭喝，慢慢自己也变成了地痞。每次回来，十次有九次是要钱。
家里的东西被他一件一件搬出去卖了换钱——老孙头那个用了半辈子的铜烟嘴、他娘留下的一只银镯子、他爹那件只穿过一次的棉布长衫、灶台上那口铁锅的备用锅盖，但凡能当几个铜板的东西，一样都没放过。
老孙头的院子越来越空，像一口被淘干了水的井。
但老孙头的儿子和儿媳没办法管他了。
他们不在了。
那是孙宝田十二岁那年的夏天。孙大勇和媳妇去河上打鱼，午后突然下了暴雨，山里的雨水汇成洪流冲下来，河水在不到一炷香的时间里暴涨了三尺。浪头把船打翻，两个人被卷进水里，再也没有浮上来。
村里人沿河找了三天三夜，只在下游的芦苇荡里找到了一只船桨和一件撕破的衣裳。
老孙头没有哭。他坐在河滩上抽了一整夜的烟，第二天早上站起来，两条腿都在打颤，但他拍了拍屁股上的沙土，只说了句“得回去给宝田做早饭了”。
老孙头知道儿子和儿媳回不来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嘴上不承认。从那天起，孙子就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是他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每一次孙宝田回来，不管这小子在外面惹了多少祸，不管他回来是不是只为了要钱，老孙头都高兴。他高兴得像个过年的孩子，高兴得像是在过年。因为只有在孙宝田踏进院子的那一刻，这间空荡荡的破院子里才又有了人的声音，才又像是一个家。
无名回到破茅草房，把鱼篓搁在墙角，在木板上坐了一阵。天已经黑了，窗外传来远处老孙头院子里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老孙头的声音高高兴兴的，孙宝田的声音懒洋洋的，偶尔夹杂着碗筷碰撞的叮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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