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新京，我才知道鱼缸多大。
长春改了名，叫新京。街宽，雪厚，满街“大同”年号的新鲜粉刷味，没过两年又刷成“康德”。日本人刷漆比皇上盖章勤快。
溥仪先当执政，住进吉黑榷运局改的院子里。后来叫伪满皇宫，那时候还没同德殿，只有缉熙楼、勤民楼，砖红墙，雪压着瓦，远远看像个大号公馆，关起门来是笼子，打开门是戏台。
我谋了个差事：执政府待诏行走。没品，没印，活儿是递笔、摆怀表、记谁来了谁没来。这位置好。大人物的门房比小官儿的顶戴管用。
头天上班，勤民楼。
溥仪坐那儿，桌上奏折堆三寸。他拿毛笔，蘸墨，看都不看，画“可”。
一张，可。
一张，可。
我问随侍老赵：“皇上真不看？”
老赵撇嘴：“看什么？火曜会议定好的，总务厅长拟的，关东军点头的。皇上画‘可’，咱们拾地下，送走。画‘不可’？没那支笔。”
我懂了。
这皇宫，批奏折的不是皇上，是星期二。
火曜会议。每周二，总务厅长官坐主位，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课长坐旁首，各部日本次长围一圈。事定完，送国务院走个过场，送皇上面前盖戳。溥仪后来说自己坐恭桶上画可，我信。不是懒，是明白——看了也白看，不如留着眼神，看吉冈的眉毛怎么挑。
吉冈安直就是这时候上场的。
帝室御用挂。这名儿绕嘴，溥仪自己说：“一根电线。”关东军是高压电，皇上是灯泡，吉冈是那根皮破芯露的电线，嗡嗡的，碰一下麻半天。
头回见吉冈，我在同德殿工地外头。那会儿同德殿还没影，搭着十四米高架子，竹帘子挡着，怕工人瞅见缉熙楼里皇上。吉冈穿军靴，矮壮，眉毛会说话。“嗯！哈！”两句口头禅，像茶馆跑堂喊迎客，可那眼神是狼看羊圈。
他盯我：“你的，什么的干活？”
我深鞠躬，比日本人还深，帽檐差点蹭雪：“乌雅·永金，正红旗，皇上怀表侍候的。太君要对表，我这儿有乾隆老表，走字比关东军司令还准。”
他乐了，真乐，拍我肩：“滑头的有，喜欢。”
就这句“滑头”，我在新京站住了。
可站住不等于活舒坦。
配给制度下来了。新京大街上，红皮粮本日本人三十斤大米白面，绿皮粮本中国人二十四斤高粱玉米，后期连这都断。中国人吃大米是“经济犯”，抓去灌凉水。我亲眼见西三马路一个老头，裤兜漏出几粒米，经济警察抡皮带抽，抽完拖走，地上雪和血搅一起，像红白喜事撒的纸屑。
有回吉冈请溥仪吃饭，也叫我作陪。桌上月桂冠酒、蒸烧鲜鲷、奶油点心。溥仪吃两口，吉冈在旁边笑：“陛下，健康的有。”
我站后头数着：溥仪筷子动三次，吉冈眼睛眨七下。每眨一下，皇上肩就紧一下。
散了，我扶他回缉熙楼。楼道没别人，他忽然问：“永金，朕像什么？”
“像同德殿那吊灯。”我说，“洋人装的，琉璃瓦罩着，亮是亮，线在别人手里攥着。”
他站住，没怒，也没笑，半天才说：“你嘴比刀利。可你得活着，跟着朕，活着。”
“奴才活着，就给皇上留只泥鳅眼。”我从怀表盖里露出那行满文，“您看，火曜会议漏的词，我都刻着。”
他没看，摆手：“收起来。吉冈的电线，通着墙里的耳朵。”
我猛然抬头。
同德殿还没盖，缉熙楼先不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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