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前两小时”，是沈砚在名单定下的那天夜里就算好的。他不能掐着点来——掐着点来的，是“客人”。客人来了，寒暄，落座，开席，一切都在人前，都在“看”里。他得提前来。提前来，他才能在那些“眼睛”和“耳朵”到齐之前，把该看的都看了，把该做的都做了。提前来，他才能在空荡荡的餐厅里，做完那些“不能让人看见”的事。他算过——午后两点，餐厅里人最少。服务生都在后厨，或是在摆桌椅；“耳朵”还没安进来；“眼睛”还没睁开。这是整场宴席唯一的“空当”。沈砚，就钻这个“空当”。
他出门前，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他今天穿了件崭新的深灰色西装，对着镜子理了理领带，整了整袖口。他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春风得意、正要宴请宾客的处长，他要让自己看起来“坦荡”。宴席当天，午后两点。离宴席开场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沈砚就到了“维多利亚”西餐厅。他没有走正门，他从餐厅后门那条窄巷，进了后厨。后厨里炉火已经点起来了，几个厨子正忙着备菜，白茫茫的蒸汽从灶上腾起来。沈砚从后厨穿过，走到餐厅里。一个切菜的厨娘抬眼看了他一下，见他是包场的主家，赶紧低下头去。沈砚冲她点了点头，脚步没停。蒸汽裹着一股葱油与黄油混在一起的气味扑过来，跟76号那股铁锈味是两个天地。他深吸了一口，让自己习惯这股“洋”味——今晚，他得是这股“洋”里的人。他站在餐厅中央，环视了一圈——餐厅里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服务生在摆桌椅，午后的光从沿街的大窗斜斜地照进来。沈砚没有跟那些服务生打招呼，他开始在餐厅里慢慢地走。
他先走到门口看那扇门，抬手在门框上敲了敲——那扇门是实木的，敲上去闷闷地，没有回音。沈砚点点头，又走到窗边，推开一扇窗往外看——窗外是那条热闹的马路。他看了一会儿，又把窗关上。他走到柜台前，看那部电话，伸手把电话拿起来，翻过来，看底下的线。他把电话放回原处，又绕着柜台走了一圈。他一边走，一边用眼睛扫着餐厅里的每一个角落。他扫过墙上挂着的画框，扫过窗台上摆着的花盆，扫过墙角的落地灯，扫过桌椅底下那一片片阴影。他看得很慢。
沈砚看东西有个习惯，他看东西从来不看“正面”，他看“背面”。因为，这孤岛上藏“东西”的，从来不把“东西”放在“正面”。“东西”都藏在“背面”——画框的背面，花盆的背面，钟表的背面，镜子的背面。沈砚绕着餐厅走，走到每一处“可以挂东西”的地方，都要转过去看它的“背面”。他看那面沿墙的大镜子，看镜子背面那层银粉上有没有被“动过”的痕迹；他看墙角那只落地钟，看钟的背后、看那只钟走得准不准——一只“走得不准”的钟，往往不是钟“坏了”，是钟里“塞了东西”；他看那几幅洋人风格的油画，看画框的榫卯是不是被“启开”过。沈砚把这些“背面”一处一处都看过去，看得很慢，很仔细。
他看完那些“背面”，心里已经有了一本“账”——哪几处是“干净”的，哪一处是“不干净”的，他心里那本“账”记得清清楚楚。他心里有数，这餐厅里可能有“耳朵”。那“耳朵”，可能是76号在李士群的授意下安的；那“耳朵”，可能是姓钱的自作主张安的；那“耳朵”，甚至可能是藤原从特高课伸过来的。沈砚不猜那“耳朵”是谁的，他只知道，他得把那些“耳朵”一只一只都找出来，他得让那些“耳朵”都“听”不见他要说的“别的话”。
沈砚在餐厅里走了整整一圈。他走完，回到餐厅中央站定，闭上眼睛，把刚才看到的一切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他“过”着——哪一处的“摆设”是“多余”的，哪一处的“角落”是“藏人”的，哪一处的“阴影”是“不对”的。他“过”到一处，忽然睁开了眼。他走到墙角那只落地灯前，蹲下身，看着那只灯。那只落地灯，灯罩微微歪着，灯杆上有一道很细的划痕，那划痕很新。沈砚伸出手指在那道划痕上摸了摸，他摸到那划痕底下有一块微微凸起的地方。他收回手，站起身，看了那只落地灯一会儿。他没有动那只灯。墙上的挂钟滴答走，走得人心烦，他抬眼瞟了一下，分针没挪多少。
沈砚知道，那只落地灯里藏着什么——那灯杆上，那道“很新的划痕”底下，那块“微微凸起”的地方，那里面嵌着一只极小的“耳朵”。那只“耳朵”是谁安的，沈砚不知道，可他早料到，那只“耳朵”现在“听”着这间餐厅。沈砚没有动那只灯，他不能动——他要是动了那只灯，藏“耳朵”的人就知道他沈砚已经发现它了。一个“发现耳朵”的处长，在76号里是“危险”的，因为那意味着他有“不想让人听见的话”。沈砚要让那些藏“耳朵”的人觉得——他沈砚只是个提前来布置宴席的“细心人”，他没有发现任何“耳朵”。烟头燃到了指缝，他才觉出烫，随手在桌沿摁灭，灰落了一滩。
他转身走回餐厅中央，走到墙边，把墙上一只微微歪斜的画框正了正；他走到窗边，把窗台上一盆被风吹歪的兰花扶了扶；他走到柜台前，把电话听筒重新搁好。他做的这些，都是“顺手”的——在旁人眼里，一个“包场的客人”提前到了，四处看看，扶扶画框，摆摆花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沈砚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顺手”的：他扶画框，是把画框背后那根可能藏“线”的地方挡住了；他扶花盆，是把花盆底下那片可能藏“东西”的阴影照见了；他搁听筒，是把电话底下那道可能藏“耳”的缝隙封上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明面”上的，可他的“明面”上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悄悄地封住那些“耳朵”的“嘴”。他把那些“耳朵”能“听见”的“范围”，都逼到了他自己算好的“死角”里。而那些“死角”，正是他待会儿要“接头”的地方。他端起茶，茶已经凉了，沿口一圈茶渍，他没喝，又搁回桌上。
沈砚做完这些，又走回餐厅中央，垂着手，望着满餐厅的“静”，在心里把这餐厅的“死角”一处一处都“记”了下来。他记着，哪个死角是他接头时可以“用”的；他记着，哪个死角是那些“耳朵”够不着的；他记着，哪个死角是他沈砚给自己留的“后路”。沈砚在心里，把这餐厅的“地图”又“画”了一遍。然后，他走到后厨门口。他站在后厨门口，看了一眼窗台上那只摆着半截蜡烛的搪瓷缸。他伸手从怀里摸出一截粉笔，捏着那截粉笔，在搪瓷缸底那个不起眼的角落，画了一个小小的记号。那记号只有指甲盖大，不凑近看根本看不见。可沈砚知道，那个记号是画给“她”看的——画给那个在后厨干活的“临时侍者”看的。那是他们之间的“信号”。远处有枪声，闷闷的一声，又没了，像谁家倒了个铁桶。
那截粉笔，是沈砚特意带的。他带粉笔，不是为了在墙上写字，他是为了在那只搪瓷缸底画那个记号。那个记号画的是两个字，那是他跟“那边”早先定下的“暗号”。“那边”的人只要看见那个记号，就知道——“交接”的“点”已经定好了，“交接”的“人”已经到了。那个记号，沈砚只画过一次。那是几年前他刚跟“那边”搭上线时定下的，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用过它。今天，是他第一次用。沈砚知道，那个记号一会儿会被那个“临时侍者”看见。他不知道那个“临时侍者”认不认得那个记号，他只知道，要是“那边”派来的人连那个记号都认不出来——那这场“交接”从一开始就“错”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鞋面沾了泥，他用指腹蹭了蹭，没蹭掉。
沈砚画完记号，把粉笔收回怀里，没有回头。他知道他不能回头——他要是回头，让人看见他往那只搪瓷缸底画了记号，那他今天，就真的走不出这家餐厅了。沈砚离开餐厅后，没有走远。他走到那条窄巷的拐角，停下，点了一支烟。他靠着墙，慢慢地吸着那支烟。他吸得很慢，一支烟吸了很久。他在等，等那些“耳朵”都“安”好，等那些“眼睛”都“睁”开。他要等所有人都到齐了，他才能“正式”地从正门走进来，像一个春风得意、正要宴请宾客的处长那样走进来。沈砚吸完那支烟，把烟头掐灭，收进兜里。他没有把烟头扔在地上，他不能在这条巷子里留下任何跟“他”有关的东西。他掐灭烟头，又等了约莫半个钟头。窗外有卖报的小贩拖着长音走过，被风卷得断断续续，听不真报的是哪一版。
然后，他整了整西装，从窄巷里走出来，绕到餐厅正门，走上台阶。他推开那扇门时，脸上已经挂上了一个妥帖的、恰到好处的笑。“哟，”他站在门口，对着餐厅里的服务生笑着说，“都布置得差不多了？”一个服务生迎上来：“沈先生，您来了。里面请。”沈砚笑着往里走。他走进餐厅时，眼角不自觉地往那个“死角”——那只落地灯的方向扫了一眼。那只落地灯，还立在墙角，它还在那里。沈砚收回目光，笑着跟服务生往主桌那边走去。弄堂口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过去，铁轨在石板底下震了一震。
沈砚在主桌前坐下。他坐下后没有急着看菜单，他先抬起头，把这间餐厅又“看”了一遍。午后两点的餐厅，跟傍晚是不一样的——午后的光从大窗直直地照进来，餐厅里亮堂堂的，那些“摆设”在光里藏不住；傍晚的灯昏昏黄黄，餐厅里影影绰绰，那些“死角”在影里才“活”过来。沈砚要的，就是傍晚那一片“影”，他要在那片“影”里办他的事。他坐在主桌前，慢慢地，把傍晚要坐的位置在脑海里又“摆”了一遍。主桌靠着里墙，他坐“上首”，背对着那面墙。他背对的那面墙，正对着那只落地灯——那只藏着“耳朵”的落地灯。也就是说，他坐下后，他的“正面”、他的“话”，都会被那只“耳朵”“听”去。沈砚就是要那只“耳朵”“听”他“该说”的话。他要让那只“耳朵”听见——他沈砚今天只是来办一场“庆功宴”的。他要在那只“耳朵”面前，演好“庆功宴主人”这一出戏。至于他“不该说”的话——他要说的“别的话”，不在这间餐厅里说，他要说的“别的话”，在那些“耳朵”够不着的“死角”里说。天又阴下来，云压在屋脊上，压得很低，像随时要落雨。
沈砚把这些都在心里又“排”了一遍，才拿起菜单翻起来。他翻菜单时，嘴角始终挂着那个妥帖的笑。他翻着菜单，心里却在盘算着另一件事——他在想，那个“临时侍者”这会儿在哪儿。她在后厨。她会不会已经看见了那只搪瓷缸底的记号？她认不认得那个记号？沈砚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该做的都已经做好了，剩下的，就看那场宴席怎么“开场”了。他合上菜单，把它放在桌上，抬起头望着窗外的暮色。暮色正一点一点地漫上来。隔壁谁家在炒年糕，葱香混着猪油味，顺着窗缝钻进来，又散了。
沈砚望着那片暮色，在心里对自己说：沈砚，戏台搭好了，角儿也该登场了。窗外，法租界的梧桐叶影一点点压到桌布上，把那张雪白的桌布染成深浅不一的暗绿。沈砚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他在心里把那句“角儿也该登场了”又念了一遍，忽然觉得有些说不清的滋味。他演的这场戏、唱的这出“角儿”——他到底是给谁看的呢？是给李士群看？是给姓钱的看？是给那只落地灯里的“耳朵”看？还是——给那个他还没见过、却已经把命都押在今晚的“她”看？沈砚想着这些，久久没有动。他坐在主桌前，在暮色里一动不动，像一个已经入了戏的“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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