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调档函，其实不是藤原一时起意。早在百乐门案结案那天，藤原看完卷宗，就动了“调档”的念头。他当时在卷宗首页画了一个圈，又写了几行字，锁进了自己抽屉里。第二天，他就让人拟了这份“调档函”。他要的，不是卷宗本身。他要的，是透过卷宗看一个人——一个能把案子办得“太干净”的人。
藤原在特高课待了五年，见过无数份卷宗，有破绽百出的，有漏洞千出的，可他从没见过一份卷宗能“干净”成百乐门案那样。那本案卷，从头到尾没有一处多余的墨迹，没有一页可疑的折痕，甚至连时间都衔接得分毫不差。它太“完美”了，完美得不像是一桩“真案”留下来的。藤原看着那本案卷，心里缓缓地浮起一个念头——这桩案子，是有人“补”过的。他说的“补”，不是“补全”，而是“补锅”。这孤岛上，有一种人专门替人“补锅”——把破的锅补成好的，把漏的锅补成严的，把真的锅补成假的。藤原在日本听说过这种人，他没想到，在上海这孤岛上也能碰上。他合上卷宗，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有意思，”他自言自语，“这出戏，做得真。”
百乐门案了结后的第二十天，特高课发来了一份“调档函”。调档函是藤原签发的，理由写得很冠冕：关注上海治安。“百乐门命案，牵涉甚广，为厘清治安隐患，特调取卷宗全部档案，细阅备查。”这份调档函，先送到了李士群的桌上。李士群看了一眼，没有多想，就批了“准”字，让人把卷宗转去了特高课。他批这份函时，还对沈砚说了一句：“藤原顾问，向来谨慎。他调档，是例行公事，你不必多想。”沈砚垂首应了一声“是”。他没有多想，可他把“藤原”两个字在心里念了一遍。藤原，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日本人，那个在卷宗首页用毛笔画了一个极淡的圈的日本人。他又来了。
沈砚回到办公室，把那句“关注上海治安”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很久。藤原调档，绝不是什么“例行公事”。一个“关注上海治安”的特高课顾问，不会为了“治安”去调一桩已经“盖棺定论”的案子。他调档，只有一个可能——他对百乐门这桩案子起了疑心。沈砚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那条苏州河，在心里把这桩案子的每一个环节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卷宗，他补过；证据，他“完整”过；证人，他“安排”过；公示，他“拟”过。每一个环节，他都做到了“滴水不漏”。可“滴水不漏”这四个字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因为一桩真正的“帮派仇杀”不会“滴水不漏”——真正的帮派仇杀会有破绽，会有疏漏，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而百乐门这桩案子，太“干净”了，干净得像有人拿手一点一点抹平过。
沈砚坐在办公室里，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他不能多想，想得太多，他的手会抖。他只希望，藤原翻完那本案卷，能像李士群说的那样“例行公事”地把它放下。可他心里隐隐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藤原调走卷宗的那个下午，特高课的办公室里只点着一盏灯。那盏灯就压在卷宗边上，灯光昏黄，把卷宗上那些蝇头小楷照得清清楚楚。藤原坐在灯下，一页一页地翻着那本案卷。他翻得很慢，慢到每一页他都要看上几遍，才肯翻过去。他先看结案时间。百乐门案从发生到结案，满打满算不到两个月。这在特高课办的案子里不算“快”，可放在76号办的案子里，这个速度就“快”得有些扎眼了。76号办案向来拖泥带水——今天收一笔“孝敬”，明天等一个“口供”，后天再“请示”一下上头，一桩案子拖上三五个月是常事。可百乐门案，两个月就“办结”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办这桩案子的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他不是在“查”案，他是在“按”着答案补“证据”。
藤原合上卷宗，在纸上记下了一行字——“结案神速，疑有预设。”他再看证据。百乐门案的证据不算多，可每一件都“恰到好处”。目击证人有两个，凶器有一把，血迹验过，口供录过。每一件证据，都严丝合缝地指向那个叫柯的凶手。可正是这种“严丝合缝”，让藤原起了疑心。真正的命案，证据从来不会“严丝合缝”，总会有那么一两处对不上、说不清。而百乐门案的证据太“整”了，整得像有人把它们一件一件摆好，等别人来看。藤原又记下一行字——“证据过整，似有雕琢。”他翻完最后一页，合上卷宗，在黑暗里坐了很久。他想起他第一次看这本卷宗时，在首页署名旁边画的那个圈。那个署名，他记得——沈砚。他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不一般。如今，他把整本案卷都读完了，他更加确信，这个名字背后藏着一个人，一个“补锅”的人。他把那半张纸凑到灯前照了照，纸背透不出什么，他才松了手。
这个消息，是阿贵从特高课那边打探来的。“沈先生，”阿贵压低声音，“特高课那边，藤原顾问这几天天天都在翻百乐门那本卷宗。他翻得很慢，一页一页地翻，有时候一页能看上小半个钟头。”沈砚没有说话。他坐在桌前，听着阿贵的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叩了两下。“他有没有问起过别的？”沈砚问。“没有，”阿贵说，“他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翻卷宗，谁也不见，谁也不理。”沈砚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在心里把今夜要走的路线又过了一遍，走得很慢，一个拐角一个拐角地数。
阿贵走后，沈砚坐在办公室里，在黑暗里坐了很久。他想象着藤原坐在特高课的办公室里，就着那盏灯一页一页翻着百乐门那本案卷的样子；他想象着藤原的目光落在卷宗上，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上的样子。沈砚在黑暗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他没有动桌上的公文，只是坐着，把那本已经被藤原调走的卷宗在心里又“翻”了一遍。他翻得很细，把自己写过的每一个字、补过的每一页、安排的每一个证人，都在心里重新“核”了一遍。他确认：卷宗里没有一处写着他沈砚的名字；他确认：卷宗里没有一处能让人联想到“抗日教授”；他确认：卷宗里没有一处能让人查出那半片密电残码的痕迹。他确认了这三件事，才稍稍放下心来。他听见楼梯上有脚步，两级一顿，走到他这层，又下去了。
可这三件事只能“挡住”一个寻常人，挡不住藤原。藤原不是寻常人，他看过那本卷宗，他画过那个圈，他说过那句“太干净了”。藤原恐怕已经从卷宗里看见他了——不是看见“沈砚”两个字，而是看见那个“补锅的人”。沈砚坐在办公室里，想着这个念头，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他没有慌。他这四年替人补了那么多锅，早就练出了一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本事。可从这一刻起，他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因为有一双眼睛，正透过那本案卷看着他。那双眼睛，戴着金丝眼镜。他把火柴盒在指间转了半圈，没划，又搁下了。
沈砚收回目光，没有再想下去。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让傍晚的风灌进来。他望着窗外那条苏州河，忽然想起一件事——他想起当初替这桩案子“补锅”时，曾经在心里问过自己一个问题：这口锅补得“太干净”了，会不会反而引人注意？他当时没有答案，他只觉得，李士群要的是“干净”，那他就给“干净”。如今，藤原调档了。沈砚忽然有些后悔，他后悔当初把那口锅补得“太干净”。他要是当时故意留下两处“破绽”——比如让某个证人的口供有那么一点“对不上”，或者让那桩案子的时间线有那么一天“空白”——那么藤原看卷宗时，或许就会被这些“破绽”引开，反而不会去深究那口“补好的锅”。可他没有。他当时只想着“滴水不漏”，却忘了——在藤原这种人眼里，“滴水不漏”本身就是最大的“漏”。他伸手按了按眉心，那个动作他做得很熟，熟到自己都没察觉。
沈砚站在窗前，望着那条河，在傍晚的风里站了很久。他收回目光，关上窗，走回桌前坐下。这件事他已经回不了头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座孤岛上，替自己也多留一条“后路”。他拉开抽屉，取出那本私账，在末尾添了一笔——“藤原调档。疑其已起疑。往后行事，须留三分破绽，不使过净。”江边的扛夫在喊号子，粗一声哑一声，被浪声盖过去。
窗外，天已经黑了，苏州河上的汽笛远远地传来一声。沈砚坐在黑暗里，没有点灯。他听着那汽笛，在心里把那句“往后行事，须留三分破绽”又念了一遍。他忽然想：这世上的事，真是奇怪。他这四年一直在教别人怎么把锅“补好”，可如今他却要开始学着怎么把锅“补得没那么好”。天色一点一点灰下来，分不清是傍晚还是起雾。
沈砚在黑暗里轻轻叹了口气，那口气很轻，轻得连他自己都几乎听不见。他坐了一会儿，才站起身，点上灯。他坐在灯下，把今天的事又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藤原调档，是一个信号。它说明藤原已经盯上百乐门这桩案子了，也很可能已经盯上他沈砚了。沈砚坐在灯下，想着这些，心里却没有半分惧意。他这四年在这孤岛上见过太多大风大浪，一个藤原吓不倒他。可藤原不是寻常的“风浪”。他是那种表面上安安静静、不声不响，可一旦出手就要人命的人。沈砚吹灭灯，躺下，在黑暗里睁着眼，望了很久的天花板。他忽然想起藤原在卷宗首页画的那个极淡的圈，忽然有些好奇——藤原画那个圈时，心里在想什么？他想着这个问题，慢慢地有了困意。碗里的阳春面凉了，表层结了一层薄油，他没动那把葱花。
临睡前，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沈砚，往后，你要走的路，越来越险了。”他闭上眼，却半晌没有睡着。他躺在黑暗里，想着藤原，想着那本被调走的卷宗，想着那个“补锅人”的称谓。他忽然有些庆幸：他庆幸当初把那半片密电残码埋进了枯井；他庆幸当初没有在卷宗上留下任何痕迹；他更庆幸，藤原到现在还只是“怀疑”，而没有“证据”。可藤原这种人要的从来就不是“证据”，他要的是一个“答案”。只要他还活着，藤原就会一直追着那个“答案”走下去。沈砚在黑暗里想着这些，忽然笑了。他笑自己，这四年一直在躲别人的“眼睛”，如今又多了一双——那双戴着金丝眼镜的眼睛。他翻了个身，把这句话压进了心底。窗外路灯坏着，光从云里漏下来，昏昏黄黄的一地。
那个晚上，藤原看完卷宗，没有立刻睡。他坐到书桌前，翻开一本牛皮封面的日记本，提笔在最新的一页上写下了三个字——“补锅人。”写完，他又在下面添了一行小字：“百乐门案，结案神速，证据过整。办案者沈砚，疑为补锅之人。观其手段，老练圆熟，非一日之功。留档待查。”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像在描一幅画。他写完这行字，又看了一遍，才合上日记本，把它锁进抽屉里。那本日记本，是藤原的私物，他从不让人碰。连他身边的副官都不知道那本日记本里记着什么。可只有藤原自己知道：那本日记本里记着的，都是这孤岛上他真正“看进眼里”的人。如今，这本日记本里多了一个人。那个人，叫沈砚。弄堂口的收音机在报时，当当当，敲了七下。
藤原锁好日记本，吹灭灯，躺下。他在黑暗里睁着眼，望了很久的天花板。他想起那个叫沈砚的年轻人，想起他那天在76号走廊里跟他擦肩而过时的模样——那年轻人穿着深色西装，袖口折得整齐，走过他身边时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补锅人。”藤原在黑暗里，低声念了一遍这三个字。他忽然有些期待。他期待，有一天能跟这个“补锅人”好好地见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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