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县三年前的旧灾民名册共有一千八百七十四人。
有人已经死了，有人搬去了别县，还有一些人连原来的村子都不存在了。若逐户寻找，十天也未必能找齐。
半年前春汛来得突然，几个村的新户册没有来得及送到柳口滩，罗贵临时借用了这本旧册。
沈砚没有问谁见过粮船，只让五处粥棚把一句话传出去：半年前三月二十前后，曾在柳口滩领过粮的人，可以到县衙说明当时情形，不发粮，也不追究旧册错漏。
当天傍晚，来了二十七个人。
他们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有人记得五条船，有人只看见四条；有人说放了三天粮，也有人说放了五天。一个老妇坚持每人领了两升，旁边的汉子却说成年男子拿到三升，孩子只有一升。
这些不一致反而让口供显得真实。
半年前挨饿的人不会记得官船编号，却都记得土地庙东墙上画过许多方格。每发完一户，穿灰衣的官差便在格子里添一道斜线。没有名册的人也能报姓名、村籍和家中人数，等回府以后再补录。
“穿灰衣的官差右眼下面有颗黑痣。”老妇说道，“他自己一天只吃一个冷饼，还把半袋粮给了几个没在册上的孩子。”
罗贵的旧验身文书上，正写着右目下有痣。
沈砚从二十七人中选出六人。他们来自不同村，相互之间没有亲属关系。随后又让周烈换上便衣，分三路前往柳口滩。
官道上那辆押送囚犯的车照常出发，车里坐的却是两个稻草人。孙有德仍留在县衙，由许文山亲自派人看守。
袭击发生在出城二十里处。
三名蒙面人用绊马索拦车，发现车里无人后立即逃散。周烈没有追得太远，只抓到一个来不及割断绳索的年轻人。那人不是府役，也不是梁家的亲随，只是收了五两银子的山民。
付钱的人告诉他，不必杀人，只要把车拖进沟里，再烧掉随车携带的纸箱。
对方想毁的是证据，不是孙有德。
与此同时，沈砚和曹清已经从临河水路到了柳口滩。
土地庙只剩半面土墙。墙皮经过三年风雨，大部分已经剥落。六名旧灾民在荒草里辨认许久，找到了东墙的位置。
那里确实有密密麻麻的方格。
墨迹早已淡去，刻入泥墙的斜线却还在。曹清用细炭拓下能够辨认的部分，共得六百九十二格，其中六百七十七格已经划销。
庙后还有三口用来熬粥的土灶。灶灰下压着碎陶碗、腐烂的草席，以及一块顺水号的船板。船板并非沉船残骸，而是被拆下来搭了粥棚。
“船没有回来，是因为被拆了？”周烈赶到以后问。
一名老船工敲了敲木板：“船底撞过暗桩，返程走不了。能用的木料留在这里搭棚，剩下的后来被洪水冲走。”
临河查船的书吏也带回了结果。顺水号船户没有失踪，他改名后在下游摆渡。船户保存着一张旧结算单：五船离开府仓时，按标准铜斗复量，共一百二十五石九斗；抵达柳口滩以后，罗贵按照这个数字接收。
不是账面写的一百二十六石整。
正好多出一斗差额。
沈砚把墙上格数、幸存者口供、船户结算单和旧名册逐项对应。能够确认姓名的有六百四十三户，共一千七百二十一人。剩下的人有的来自邻县，有的没有留下全名，但放粮总量与一百二十五石九斗基本相符。
那批粮没有进清原仓，也没有被梁敬川卖掉。
它在半年前的柳口滩，被一碗一碗分给了灾民。
曹清盯着拓下来的墙册：“既然是在救人，为什么要把它写成送往清原？”
沈砚看着纸角那半枚府丞私印。
因为柳口滩不归任何一县单独管辖。三县都在等上级划定灾民归属，府仓无令不得开粮。有人不想等，先把粮送了出来，又用一份假的清原入仓文书填住窟窿。
这个人不是梁敬川。
梁敬川会把粮变成银子，不会把整条船拆成灾民头上的棚。
回府城前，沈砚让六名幸存者、船户、曹清与周烈分别在勘验书上签押。土地庙的墙无法搬走，他便请三县各派一名胥吏现场拓印，再把三份拓本分别封存。
证据整理完毕，周烈问他：“现在还差什么？”
“差一个人承认，为什么救了一千多人，却要把这件事藏三年。”
沈砚望向府城方向。
顾廷章给出的三日核仓期限已经结束，四百一十一石九斗的窟窿也已经公开。
可直到这一刻，账上最后一笔粮才真正有了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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