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告示只有三条。
第一，西坡蓄水塘和春前深沟继续招工。
第二，工钱可以照旧按日结，也可以自愿留一部分不领，记作“田工份”。
第三，凡记田工份的人，来年沈家第一批耐旱豆、芜菁和粟收成后，除返还原工钱外，再按工份多分一成实物；若当年绝收，原工钱仍由沈家在年末补清，不让做工的人承担亏损。
围观的人看完，第一反应不是心动。
而是听不懂。
“什么叫田工份？”
“就是今日干活，十文工钱你可以全拿，也可以拿八文，把两文记下来。”沈昭宁站在院门口解释，“这两文不是白给沈家。秋后若田里有收成，按两文所占的工份，多给你粮。”
“多多少？”
“比你现在直接拿的两文能买到的粮，多一成。”
“要是你们没种出来呢？”
“那两文照还。”
“要是你们跑了呢？”
人群里有人半开玩笑地喊。
周氏当场就要骂，被沈昭宁拦住。
“所以不记私账。”她指了指旁边桌上的册子，“每个人的工份一式两份，你一张，沈家留一张。邹老吏愿意替我们每月盖一次见证章。沈家若跑，地在黑水，军府也找得到人。”
这其实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股份。
沈昭宁刻意把风险压在自己这边。
她不允许普通工人承担土地歉收的本金风险，只让他们用延迟领取一小部分工钱，换未来更高一点的实物回报。对沈家而言，这能缓解春前现金压力；对穷人而言，若愿意赌沈家的地能种成，就多一个微小收益。
最重要的是，全凭自愿。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那个瘸腿老兵。
他姓梁，名守成，三年前伤了左腿后退出边军。平日靠修木器和零工活着，妻子早亡，家里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
“我今日八文工，留两文。”
旁边有人笑他：“梁瘸子，你还真信她秋天有粮？”
梁守成把自己的木拐往地上一顿：“我挖了她的沟，也见她井里出水。信不信不是听她说，是看我自己挖没挖。”
这句话让人群安静了一瞬。
第二个是一个寡妇。
“我留一文。”
第三个留两文。
也有人一文不留。
沈昭宁同样照常结钱，没有任何不同态度。
三天下来，真正愿意记田工份的不到四成人，而且多数只留当日工钱的一成到两成。
数目并不大。
却足够让沈家每日现金支出降下近两成。
周氏起初嫌少，算完七日账以后却睁大眼：“省下来的钱，够再买两把好锄。”
“不是省。”沈昭宁纠正，“是欠。”
“秋后还？”
“还本再多给一成。”
“那还是要给出去。”
“但现在我们缺的是春前的钱，秋后若真有粮，支付能力就不一样。”
这就是时间价值。
她没有对家人说这种现代词，只让他们记住一件事：账上每一文田工份都不是沈家的钱，谁也不能当作省下来的利润。
为防日后扯皮，她甚至单独做了一个木箱，所有工份底票封在里面，每十日由沈砚之、邹老吏和两名工人代表共同核一次。
沈砚之看着女儿的做法，半晌道：“你是在给自己上锁。”
“对。”
“别人做生意，都想着怎么让契约更利己。”
“因为沈家现在最缺的不是从别人手里多赚两文，是信用。”
沈府过去的信用来自户部侍郎四个字。
现在那个身份没了。
新的信用只能一笔工钱、一斗粮、一张账重新挣回来。
这套“田工份”很快传进军营。
韩铮听完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赊工钱？”
谢临渊正在擦刀，闻言抬眼：“普通赊工，亏了谁承担？”
“当然做工的人倒霉。”
“她亏了也还本。”
韩铮想了想：“那她图什么？”
“图时间。”
谢临渊把刀收入鞘。
“她知道春种前的钱比秋收后的钱贵。”
韩铮啧了一声：“这姑娘真是侍郎府养出来的？”
“怎么？”
“我见过京里来的官家女眷，算首饰比算粮快。她倒好，铜钱恨不得掰成四瓣用。”
谢临渊没有笑。
他的目光落到案上一份刚送来的旧档案。
葛长庚。
青州转运司仓书。
永和十九年因伪造官仓验粮文书判流。
这部分与邹老吏告诉沈昭宁的一样。
但军府留存的押解副档里，还有一行邹老吏那本民籍册没有的内容。
案发缘由：青州转运司乙字粮队验牌数与实车不合，葛长庚被指私补空牌十七枚。
十七枚。
谢临渊盯着这个数字很久。
三年前西北军粮断了七日。
乙字队一共九十六车。
如果十七辆车的牌能被“补”出来，那么账面齐全而实际少粮，便不再只是猜测。
他没有立刻把档案送给沈家。
不是不信沈昭宁。
而是这条线比他预计得更危险。
当年葛长庚被定罪时，谢家军败仗还没有发生。也就是说，有人可能早在军粮正式大规模调拨以前，就已经在测试甚至使用一套做假牌、补空车的方法。
这不是临时起意。
是有准备的。
更让人不安的是，葛长庚后来竟在黑水给河西商盟做了两年账。
谢临渊合上档案。
“韩铮。”
“在。”
“查去年七月葛长庚失踪那几日，哪支商队出过黑水。”
韩铮神色一肃：“查商盟？”
“查所有商队。”
“明白。”
另一边，沈昭宁根本不知道军府已经查到更深一层。
她正在西坡和工人一起量蓄水塘边坡。
冬土挖得慢，塘只完成了不到四成。但每多挖一尺，明春能留下的水便多一点。
山河图隔几日会更新一次。
【蓄水塘完成度 三十八】
【预计有效蓄水能力 当前六百七十石水量折算】
【若按计划完工 可满足七十六亩作物关键生长期补灌一次】
“还不够。”
沈昭宁低声道。
她真正想要的不是“救一次”。
而是把土地对单一雨水的依赖降下来。
正想着，沈玉珠从坡下跑上来，喘得厉害。
“昭宁，城里出事了！”
“怎么了？”
“粮铺又涨价。”
“涨多少？”
“三天涨了两次。粟米比咱们刚来黑水时贵快四成了。”
这并不完全意外。
真正让沈玉珠跑来的是下一句。
“还有人说河西商盟从今天开始不再赊种。”
沈昭宁抬起头。
田工份运行一个月后，也暴露出第一个麻烦。
有个年轻人把自己的底票借给亲戚换了三十文现钱，亲戚第二日便拿票来要求沈家按面额兑付。
规矩原先根本没写能不能转让。沈昭宁没有随口判，而是把几个工人代表叫来一起商量。
最后定下：田工份底票不得私下转卖，但可以在本人到场并在总册上改名后转给直系家人。
已经发生的这一次，因为规则先前没说清，由沈家承担，照本金兑付。
周氏心疼那几文差额，沈昭宁却说：第一次是咱规则没写，不该让别人替咱犯错付钱。制度不是为了证明管理者永远正确，而是出问题以后知道该怎么修。
几日后，沈昭宁还专门把第一批田工份参与者请来吃了一顿很普通的午饭，不是庆祝，而是核规则。
她让每个人自己说最担心什么。
有人怕沈家秋后赖账，有人怕粮价暴跌后所谓一成加成没有意义，也有人怕自己底票丢了。
于是新规又多出三条：每月公开余额；底票遗失可凭总册与两名见证人补发；秋后加成按实物数量而非按当时粮价折钱。
每一条都来自真实担忧。
沈昭宁越来越相信，制度不是坐在屋里一次设计完的，它应该允许被使用它的人不断挑出漏洞。
春还没来。
可黑水的春天，已经先被粮价卡住了。
月底核账时，第一批田工份底票和沈家总册完全对上。
邹老吏盖章以后，几个原本只是看热闹的人也开始愿意留一两文。
金额仍然小，可沈昭宁没有主动劝任何人多留。
她甚至反复提醒：家里若急用钱，就全拿，不要为了那一成加成让老人孩子少吃饭。
田工份只有在“自愿”是真的自愿时才有意义。
若穷人因为不好意思拒绝而被迫把工钱留给沈家，那和高利赊种没有本质区别。
田工份真正开始登记以后，沈昭宁又单独加了一条退路：任何人家中若临时遇到生病、丧事或断粮，可以在春收前申请把已经记下的田工份折回一半现钱，沈家不得借机压价。
曹峻看见这一条时问她，这样岂不是给自己添麻烦。
沈昭宁却说，愿意把今天的工钱押到几个月以后，本身就是别人把风险分给了沈家；既然风险共担，就不能只写对自己有利的规矩。
她还让邹老吏把每一笔折回都在总册和个人底票上同时划销，免得日后有人拿旧票重复兑付。
制度刚开始时最怕的不是亏几文钱，而是第一场纠纷就把所有人的信任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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