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馄饨摊的长凳上醒来。
后半夜冷透了，没地方去。馄饨摊老板收完摊要走，看见我还缩在墙根底下，大约觉得这副样子实在惨得不像话，扔了条厚棉围裙过来，又把炉子底下最后一撮炭火拨旺了些。我裹着那条油腻腻的围裙蜷了一夜，天亮时浑身骨头像被人拆开又胡乱拼上。
但精神比昨天好。
烧退了。额头纱布干透，结了一层硬痂。铁锈味的血混着馄饨摊的油烟气，低头闻了闻自己——这副样子走到东街上，任谁见了都要绕道。
正合我意。
三个铜板，在隔壁茶摊买了一碗热茶灌下去。茶摊老板是个话多的，一边擦桌子一边把东街底细抖了个七七八八——哪几家生意好，哪几家快撑不下去，哪家老板心黑，哪家急着出手换钱去天津投奔亲戚。
“街口第三家，”他用下巴努了努，“老周的铺子，生意早不行了。上个月他老婆病了一场，最后那点周转钱全填进去了。这两天他天天坐在铺子里算账，脸比我这抹布还难看。”
街口第三家。
我端着茶碗看过去。两开间门面，门板上红漆褪成灰粉色，招牌摇摇欲坠，上面“周记绸缎庄”五个字，最后一个字的金粉掉了一大半。
就是它了。
茶碗放回摊上，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衫子整了整，额前碎发拨下来遮住大半张脸，背弓起两分，整个人矮了半头。这身衣裳太好用了，不用刻意扮，往那一站就是个走投无路的穷酸模样。
我推开周记绸缎庄的门。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精瘦，两颊陷进去，眼皮底下挂着青黑眼袋。他抬头看我一眼，目光先落到袖口毛边上，再落到额头纱布上，又扫到脚上那双露脚趾的布鞋——在我身上停留不到两秒，低头继续拨算盘珠子。
他以为我是来讨饭的。
“掌柜的，”我开口，嗓音压粗半度，带上一点山西口音，“打听个事。您这铺子，往外转么？”
算盘珠子停了。
老周抬起头，重新看了我一眼。这回看得仔细些，目光从我被碎发遮了大半的脸，移到手上。我故意把手指缩在袖口里，只露拇指和食指指节，上面有之前蹭的灰和油渍，看起来像常年干粗活的。
“你是哪家的？”他问。
“替我们东家跑腿的。东家姓赵，在天津做布匹批发生意，想在北平设个点。我出来看了三天，就您这铺面大小合适。”
赵姓是临时编的。批发生意是假的。但我说话的语气是真的——以前拍民国戏跟场务学的口音，山西那边的话往上带一点尾音，听着就像常年给人跑腿办事的伙计。
老周把算盘往旁边推了推，手心朝上：“你们东家打算出多少？”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目光从铺子四面墙上扫了一圈——两开间铺面，前后打通，后头还有一小间库房。货架上零星摆着几匹布，都是陈年料子，花色过时，布面上落了一层薄灰。角落里横着两捆绢纱，白底绣缠枝莲，绣工倒是细，但纱面泛黄。
受潮了。
“掌柜的，我说句实话您别生气。”我把手搁在柜台上，拇指轻轻叩了两下，“这铺子的货底子，值不了几个钱。这批绢纱受潮了，回不了本。您这库存满打满算能卖出去的也就三四成，剩下的要么折价批给下家，要么压手里发霉。”
老周嘴角抽了抽。他显然没想到，一个跑腿伙计能一眼看穿绢纱受潮的问题。
“铺面倒是好铺面。”我话锋一转，指节在柜台上划了个圈，“两开间，后头带库房，地段在东街中段，人流够。但您这铺子停业多久了？门板上灰积了三层，路人抬头看一眼招牌，还以为您关门大吉了。”
老周嘴唇翕动几下，没说出话来。大约觉得被一个讨饭模样的人戳了痛处，脸上挂不住。但越是挂不住，越说明我说中了。
“您也别嫌我说话直。”我把袖子往上撸了撸，露出半截小臂，上面蹭了两道昨天钻气窗留下的红痕，“我们东家给的价不高，但付的是现银，今天过户今天结清，不赊不欠。您拿了钱，明天就能动身去天津，不耽误。”
老周沉默了。
他低头拨算盘珠子。我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算盘打了三遍，数字变了三遍——他心急，算不清了。
“你们出多少？”终于开口，嗓子哑了。
我伸出三根手指。
“三十两？”他皱眉，“这铺子光这间门面就不止——”
“三根金条。五两一根的成色。现结。”
老周脸上的肌肉跳了一下。
三根金条，远低于这间铺面的市价。我知道，他也知道。但他如果挂出去慢慢卖，少说得等三个月。他老婆病着，天津那边亲戚在催，他等不了。
“再加一根。”他咬牙，“四根，我连货带铺一起走。”
我从袖子里摸出四根金条，码在柜台上。瑞丰金号的新条子，成色亮得晃眼。老周盯着看了很久，喉结上下滚了一下，然后从柜台底下翻出一叠文书，又找出毛笔和印泥。
过户文书写得潦草，但该有的都有：铺面地址、间数、连带存货清单一并转手。老周把“四根金条”写进去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他写了个“五”，又涂掉改成“四”。他心里在疼，但他更急着拿钱走人。
“按手印吧。”
我把食指蘸了印泥，在过户人位置按下去。红色指印落在宣纸上，清清楚楚，一圈一圈纹路，像一枚小小的印章。
老周也按了手印，把金条揣进怀里。站起来的时候整个人好像被抽掉了什么东西，背佝偻着，目光在铺子里转了一圈——柜台、货架、那几匹受潮绢纱——然后拿起搭在椅背上的旧外套，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银元在他怀里叮当响。走得很快，快到连门板都没替我关上。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把两扇门板合上，从里面插了门闩。靠在门板上，长长吐了一口气。
铺子是我的了。
四根金条换两开间门面，连带一批库存旧布和一间后库房。加上空间里剩下的六根金条和两张房地契，账面上能动的钱还有三十两现银的余量。
我走到柜台后面坐下，把那份过户文书又看了一遍。抬头是“周记绸缎庄”，但改名的文书已经让老周顺便签了——他走得太急，大约根本没注意最后一页纸上写着“即日起更名虞记”几个字。
从空间里取出紫檀木匣子，打开。母亲那封信抽出来放在桌面上，还是没拆。还不到时候。匣子旁边那方旧帕子底下压着一小块碎银锁，我把它放在掌心看了一会儿——银锁背面刻着两个极小的字：“东兴”。北平一家老字号银楼的印。张氏的人今早搜佛堂，没搜到这把锁，只翻走了柜子里明面上那几件旧首饰。
银锁收回匣子，起身在铺子里转了一圈。
后库房比我想的大，三丈见方，光线虽暗，胜在干燥。靠墙堆着那几匹受潮绢纱，摸了摸质地，白底缠枝莲的绣花还是好的，纱面泛黄，漂洗过后勉强能用。库房角落还有一架旧缝纫机，德国造的“胜家”牌，机头锈了，踩几下踏脚板——居然还能转，只是走线歪歪扭扭。
能用。都能用。
我在库房中间站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
设计。虞记洋装，第一件要做的衣裳。
改良旗袍。原书里沈虞靠改良旗袍发家，但原主沈虞对旗袍一无所知，被张氏塞进花轿之后在傅家后院里翻了几本旧画报才隐约有了概念。我不一样。上辈子最后一部电影就是民国背景，造型师在我身上试了二十几套旗袍改良款——每一道省道怎么收、盘扣怎么钉、衣摆开衩多高最显身段，闭着眼都能画出来。
走到柜台后面，抽出一张旧账纸，翻到背面。拿起老周留下的秃笔，蘸墨。
笔尖落下时忽然停住。
早晨太阳从门板缝隙照进来，在纸面上落了一道细细的金线。我的影子映在墙上，瘦瘦一小条，额前碎发被光照成半透明颜色。
对着那道金线发了一瞬的呆——然后想起馄饨摊老板说的话。他说老周走得急，连门板都没替我关好。说老周今天去天津，明天再也不回来了。
可他明天要是路过东街呢？
看见“周记绸缎庄”招牌变成“虞记”，看见两扇门板重新上了漆，看见一个额头缠纱布的年轻女人站在门口挂招牌——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上还有按手印留下的红色印泥，没洗掉。
笑了一下，在纸上落了笔。
第一张设计图。腰线往上提两寸，盘扣改暗扣，袖口收窄，衣摆从右侧开衩改成左侧。这版型出来，穿上身比老式旗袍利落三分，比洋装柔美三分。
账纸背面被画满了线条。墨干透之后折好，收到柜台下面暗格里。
明天招牌得找木匠现刻。今天下午先去布市转一圈，进一批素色杭绸做样衣。还有——傅沉渊那边，那句“改日你来取”的旧档，要取也得等我把铺子站稳了再取。
门板拉开一条缝，往外看了一眼。东街上人来人往，有人在对街茶摊吃早茶，有人推板车从门口过去，没人朝周记绸缎庄多看两眼。老周揣着四根金条从巷口消失，走得头也不回。他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四根金条就把一间烫手山芋甩出去了。
重新把门板合上，从里面插了门闩。靠在门板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上被烟火熏黑的梁木。铺子里有一股陈年布料混着灰尘的味道，不好闻。
但此刻我觉得它是世上最好的气味。
明天招牌挂上去之后，张氏的人用不了一个上午就会知道东街开了家虞记。沈柔会笑，张氏会皱眉。她们大约觉得我疯了——一个被退婚的庶女，拿什么开铺子？
摸了摸袖子里那面冰凉的铜镜，拇指无意识蹭过镜面那层温热的弧度。
四根金条换的铺子。六根金条的启动本。会画画的手。还有一条原书里写死、但被我翻了个个儿的命。
够了。
走到后库房，把那架旧缝纫机擦了擦。从受潮绢纱里挑了一匹泛黄最轻的，抖开铺在台面上，用手丈量幅宽。
今天下午出样衣。明天挂牌。后天——
后天，沈柔就会站在虞记门口。
我把布料铺平，拿起剪刀。
剪刀落下，清脆的一声“咔嚓”。像什么东西被干净利落地剪断了——旧日子的尾巴，新日子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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