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陇南回来后，我没有先急着做灵活就业者保障计划，而是先做了一件事——回到崖口小学。
不是以公益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回去，而是以支教老师的身份。我跟学校请了一个星期的假，背上几本课本和一箱粉笔，沿着上次翻山的那条小道，又走了四个小时。
刘校长看到我的时候，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回来当老师。”我把背包往帐篷教室里一放，“上次答应孩子们教他们泥石流逃生，只讲了一堂课，还没讲完。”
其实不止这个原因。
在崖口小学的那三天里，我发现了一件让我放不下的事。这里的孩子缺的不只是帐篷和课本，他们更缺的是人——缺能蹲下来跟他们说话的大人，缺能教他们唱歌画画的老师，缺能陪他们度过一个完整童年的陪伴。全校六个年级，只有两个正式老师。一个教语文和数学，另一个教剩下所有的课。孩子们的音乐课是跟着手机上的录音学的，美术课是照着破旧的画报临摹的，体育课是自己在泥巴操场上跑圈。
我在崖口小学待了七天。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帮花花扎辫子，用我从山下带来的彩色皮筋扎了两条麻花辫。花花对着小镜子照了半天，笑得露出豁牙。
然后去给孩子们上早课。我教他们用彩笔画画——颜料和画笔是我背上来的，满满一书包。花花趴在课桌上画了一座房子，房子前面站了三个人。我问她画的是谁，她说“高的那个是爸爸，卷头发的是妈妈，中间这个是你”。
我把那张画收进了口袋里。一直到现在，那张画还夹在我的笔记本里。
七天里我还做了一件事——帮崖口小学搭建了一个远程支教系统。联系县城的中心小学，让优秀教师的录播课程能同步到帐篷教室里的多媒体屏幕上。设备是陆沉渊调来的，信号接收器架在帐篷顶上，虽然偶尔会卡顿，但至少孩子们能跟着屏幕上的老师学英语发音了。
离开的那天早上，花花又拉着我的衣角。“姐姐，你还会来吗？”
“会的。”我蹲下来，用拇指擦了擦她脸上的一点泥，“下次来，给你带新的彩笔。”
花花眼圈红了，但没哭。她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站得笔直。刘校长在旁边看着，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擦了一下眼角。
翻山回去的路上，我走得很慢。不是累，是想把这里的一切记得再牢一点。帐篷教室里的读书声、花花扎着彩色皮筋的麻花辫、刘校长满腿泥站在校门口指挥的身影、崖口小学周围那些被泥石流撕裂的山体——都记在脑子里。
有些事情，不到现场，永远感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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