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天还没亮。莎拉还在睡，我已经起来了。站在窗边，看着菲鲁扎巴德的街道。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照在空荡荡的街上。远处有鸡叫，一声一声的。再远处，有狗叫。再远处，有发动机的声音，很闷，很低。
大巴站六点开门。我们五点四十五到的。门还没开，已经有几个人在等了。一个老人，裹着厚厚的袍子，靠着墙打盹。一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哭，她轻轻拍着。两个男人在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暗。
莎拉站在我旁边，背靠着墙，眼睛闭着。
“林远，几点了？”
“五点五十。”
“门开了吗？”
“没开。”
“能买到票吗？”
“不知道。”
六点，门开了。窗口的售票员还是昨天那个人，头也不抬。
“去扎黑丹。两张。”
他敲了几下键盘，摇了摇头。
“没有。明天来。”
“明天也没有？”
“明天也没有。后天也没有。车坏了。修不好。”
“什么时候能修好？”
“不知道。零件要从德黑兰运。德黑兰在打仗。零件运不过来。”
莎拉的手攥紧了。我看着售票员，他没抬头。
“那怎么去扎黑丹？”
“坐出租车。找人拼车。车站门口有人。”
莎拉问，“拼车多少钱？”
“一个人五十美元。两个人一百。”
“贵。”
“贵。但快。六个小时就到。”
莎拉看了看我。我点了点头。
车站门口停着几辆出租车。旧，车身全是灰，轮胎磨损严重。司机们站在车旁边，抽烟，聊天。看到我们，一个年轻人走过来。
“去扎黑丹？两个人。六十美元。”
“昨天说五十。”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
“五十五。”
“五十五。走。”
车是一辆标致，旧了，坐垫上有烟头烫过的洞。莎拉坐后座，我坐副驾驶。司机开得很快，在荒漠上飞驰。路很直，两侧什么都没有，只有灰黄色的沙子和远处的山。
“你们去扎黑丹做什么？”司机从后视镜里看我。
“找人。亲戚。”
“亲戚？扎黑丹人？”
“不是。从库姆过来的。带着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孩子。”
司机沉默了一会儿。
“库姆来的人。去扎黑丹的。我可能见过。”
莎拉从后座探过头来，“你见过？”
“昨天。拉了一车人。四个大人，一个孩子。从菲鲁扎巴德上的车。去扎黑丹。他们说从库姆来，往南跑。”
“那个中国男人，长什么样？”
“没注意。他坐在后面。戴着帽子。孩子在他旁边，睡着了。”
车继续开。荒漠，电线杆，偶尔一只鸟从车前飞过。车里没开音响，很安静。司机不说话，莎拉也不说话。
“林远，”莎拉突然说。
“嗯。”
“快到了。扎黑丹。”
“快到了。”
她靠在我肩上。我没有说话。
扎黑丹到了。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土坯房，低矮的围墙，巷子很窄。空气里有馕的香气、烤肉的味道、尘土的味道。路灯亮了。街上人不多，脚步声在巷子里回响。
“去哪里？”司机问。
“礼萨家。北边。”
“北边哪里？”
“一条巷子。门口有棵石榴树。”
司机拐了几条街，停了。
“这里？”
“对。多少钱？”
“五十五。”
书接前文，石榴树下，站着一个人。不是礼萨的母亲。是礼萨。
他瘦了，脸窄了一圈，颧骨突出来。头发长了，胡子也长了，乱糟糟的。穿着一件旧军装，没有肩章，没有臂章。但站得很直。他看到了我，愣了一下。
“林远？”
“礼萨。”
他走过来，伸出手。我握了握。他的手粗糙了，骨节更大。指甲缝里还有干涸的泥。
“你去哪里了？你怎么回来了？你从哪里来？她是谁？”
她是谁。她来过礼萨家，在石榴树下吃过饭，在他家的客房里睡过觉。但他不记得了。
“莎拉。美国人。上次在礼萨家。你睡了。你没见到她。”
“美国人？你带美国人回伊朗？”
“她陪我找人。我表哥。从库姆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你见过吗？”
礼萨沉默了一下。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掏出烟，点上。
“见过。”
“在哪里？”
“前天。在巴扎。一个老人带着一个中国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老人来买馕。中国男人抱着孩子。孩子睡着了。”
“那个老人是不是叫侯赛因？库姆来的。个子不高，白头发。”
“不知道名字。但个子不高，白头发。买馕的时候，我用英语问他，你是哪里人？他说库姆。我说你还回库姆吗？他说不回了。家没了。”
“炸了？”
“炸了。他住的街，被炸了。”
莎拉的手握紧了。
“他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买完馕就走了。往南边走。扎黑丹南边有很多村子。也许去那里了。”
太阳落山了。路灯亮了。石榴树还在，叶子黄了，落了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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