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但屋子里还是暗的。窗户被木板钉死了，只有门缝和墙缝里透进来几丝光，像细针一样扎在黑暗里。灶台上的锅巴还在，硬的，我用指甲抠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不动，又吐了出来。
莎拉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她的呼吸比昨晚更重了，像有人在她的喉咙里塞了团棉花。我不敢叫她。怕她醒，也怕她不醒。
我坐在床边的地上，背靠着墙，看着门缝里透进来的光一点点变亮。公鸡叫了好几轮，狗也叫了好几轮，有人在巷子里说话，声音很远，听不清内容。风从门缝钻进来，带着海水的咸味和鱼腥味。
不知道过了多久，莎拉动了动。她的手从毯子里伸出来，手指张开，像是在抓什么。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烫。那种烫不是发烧的热，是干烧——皮肤是干的，手心是热的，但没有汗。这种热比湿热的更让人害怕。
“林远。”她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在。”
“水。”
我从桌上拿过水壶，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是昨天穆罕默德从水井打来的。我扶她坐起来，她接过杯子，手在抖，水洒了一点在毯子上。她喝了两小口，把杯子还给我，又躺下了。
“还吃退烧药吗？”我问。
“不吃了。没用了。”
“有用。再吃一片。”
“最后一片了。留着吧。万一晚上又烧。”
“晚上还有。我去找。”
“去哪里找？”
“村口。找医生。”
“这个村子没有医生。”
“会有。总有人有药。”
她没有再说话。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她的脸在暗光中显得很白，白得不像活人的颜色。嘴唇上有一道干裂的口子，血已经干了，结成黑色的痂。头发散在枕头上，棕色的，像一片枯叶。
我站起来，背上背包，把AK-47挂在肩上。莎拉睁开眼睛。
“你要出去？”
“去村里。找药。”
“不要出去。穆罕默德说了，不要让人看到你。”
“你发烧。不能等了。”
“等穆罕默德。他晚上会来。”
“晚上太晚。”
“林远。”她的声音突然大了一些，不是吼，是那种用了全身力气才挤出来的声音，“不要出去。坐下。”
我坐下了。
我们把退烧药的最后一片分了。一人一半。她吃了半片，我吃了半片。药片很小，含在嘴里，苦的，像含着一小块黄连。我们都不说话。灶台上的锅巴还在，我拿了一块，用水泡软了，放到她嘴边。她张开嘴，吃了一点，咽了。然后又吃了一点。
“好吃吗？”我问。
“难吃。”
“难吃也得吃。吃了有劲。”
“有劲干什么？”
“有劲等船。”
她看着我，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嘴角微微上扬的、没有力气完成一个完整的笑的表情。
下午，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不是大摇大摆地走，是贴着墙根、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那种走。袍子没穿，只穿着骑行服。骑行服是灰黑色的，在土墙和棕榈树之间不算太显眼。AK-47用雨布裹着，扛在肩上，看起来像一把锄头，或者一根棍子。阳光很烈，晒得头皮发烫。海风还是热的，吹过来像有人拿着吹风机对着脸吹。
村子很小。十几户人家，土坯房，石头墙，铁皮顶。巷子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挤。墙根堆着渔网、塑料桶、空油桶、破轮胎。几只鸡在地上刨土，看到我就跑。那条狗又跑出来了，这次没叫，蹲在墙角看着我，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
村口的大榕树下坐着几个老人。他们看到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我从他们面前走过，低着头，脚步不快不慢。一个老人抽着烟，烟头在阳光下闪着橘红色的光。另一个老人手里拿着一串念珠，嘴唇在动，在念什么。还有一个老人靠在树干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
我走了过去。他们没有叫我。没有问我是谁，没有问我去哪里，没有问我肩上扛的是什么。
村子的另一头有一个小码头。不是码头，是几块水泥板搭在石头上，系着几条小渔船。船是木头的，蓝漆已经剥落了，露出灰白色的木质。一个男人蹲在船头，在补渔网。他的脸被太阳晒成了深棕色，手很粗，手指像树枝。
我站在码头边上，看着他。
他用波斯语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
“English?”我问。
他摇了摇头。他站了起来，从船头跳上岸，走到我面前。他比我矮半个头，身上有一股鱼腥味和海水的咸味。他看着我肩上裹着雨布的东西，又看了看我的脸。
“China,”我说。
他点了点头。他指了指我的肩，又做了一个举枪射击的动作。
他知道雨布里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走进码头旁边的一间小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透明玻璃的，里面是一些黑色的液体。
他把瓶子递给我。
“什么？”
他说了一个词。我听不懂。但他的手势我看懂了——他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又做了咳嗽的动作，然后把瓶子倒过来，做了一个喝的动作。咳嗽药。
“多少钱？”
他摆了摆手。不要钱。
“谢谢。”
他点了点头，又蹲回船头，继续补渔网。
村子里有一个卫生所。说是卫生所，其实就是一间屋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画着一个红色十字。门关着，没有锁。我推开门，走进去。
里面很暗，只有一个很小的窗户，光线很暗。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桌子上放着几瓶药，落满了灰。我拿起药瓶看，标签是波斯文的，看不懂。打开瓶盖闻了闻——碘伏。另一瓶，闻了闻——酒精。第三瓶，倒出两粒，闻了闻——没味道。也许是维生素，也许是止痛药，也许是别的什么。我把那两粒药装进口袋。
抽屉里有一本笔记本，翻开，上面写着波斯文。看不懂。但上面画着一些图——心脏、肺、骨头。是一个医生的手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字，下面是英文翻译：“God is the only healer.”
**是唯一的医生。
我把笔记本放回抽屉，走出卫生所。阳光刺得我眯起了眼睛。
回来的时候，大榕树下的老人们还在。那个说“China”的老人，就是给咳嗽药的那个，正蹲在树下数鱼。几十条小银鱼，码得整整齐齐，鳞片在阳光下像碎银子。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低下头，继续数。
“Salam,”我说。
“Salam,”一个人回。
我没有再说话。
回到小屋，莎拉还躺在床上。她的姿势和我走的时候一样，侧躺着，脸朝着门。听到开门的声音，她睁开了眼睛。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去哪里了？”
“村里。找药。”
我把咳嗽药和那两粒不知道是什么的药拿出来，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
“咳嗽药。村里人给的。”
“那个呢？”
“不知道。卫生所找到的。”
“你不知道是什么就拿来？”
“总比没有好。”
她看着那两粒药，看了很久。然后她拿起一粒放进嘴里，喝了一口水，咽了。又拿起咳嗽药，拧开盖子，闻了闻。
“苦的。”
“苦的好。苦的治病。”
她喝了一小口。咳嗽药很稠，黑色的液体挂在瓶壁上，像沥青。她皱了皱眉，放下瓶子。
“难喝。”
“难喝也得喝。”
“你像我爸爸。”
“你爸爸也让喝难喝的药？”
“我爸爸说，药苦才能治病。甜的治不了病。”
“你爸爸是对的。”
“我爸爸总是对的。”
她闭上眼睛。又睁开了。
“林远，谢了。”
“谢什么？”
“谢你去找药。谢你没听我的话。谢你出去了。”
“你让我坐下。我没坐。”
“你坐了一会儿。”
“就一会儿。”
“一会儿够了。”
我坐在床边。她没有松手。她的手滚热，像握着从太阳底下捡来的一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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