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我准时出现在大厅。
莎拉已经在了。她坐在靠窗的沙发上，面前摊着一张地图，手里拿着一支笔。地图是波斯文的，她看得懂，我看不懂。她换了一件衣服——深灰色的抓绒衣，领口拉得很高，头发还是那样，棕色短发，别在耳后。茶几上放着一壶茶和两个杯子，茶已经凉了。
“你准时，”她说。
“骑摩托车的人，时间观念强。路上没时间等。”
“坐。”
我坐在她对面。她把地图转过来，让我也能看到。地图上画着红线、蓝线、绿线，有些地方打了叉，有些地方画了圈。我看不懂那些波斯文标注，但能看懂那些线条的走向——红线从设拉子向西，经过阿瓦士，到达伊拉克边境；蓝线从设拉子向北，经过伊斯法罕、德黑兰，到达土耳其边境；绿线从设拉子向东，经过克尔曼、扎黑丹，到达巴基斯坦边境。
“三条路，”她说，“西、北、东。西边是阿瓦士，在轰炸。北边是德黑兰，也在轰炸。东边是克尔曼、扎黑丹，没有轰炸，但路远，要穿过沙漠。”
“你查过路况吗？”
“查了。但消息不准。有人说路被封了，有人说路还通。有人说检查站能过，有人说不能。”她把笔放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皱了下眉，“凉了。”
“我帮你倒热的。”
“不用。”
她拿起地图，翻到另一面。这一面是她手绘的——不是地图，是时间线。从战争爆发的那天开始，一条横线，上面标着日期和事件。第一天：阿巴丹轰炸，炼油厂被毁。第二天：德黑兰空袭，机场关闭。第三天：伊斯法罕导弹袭击，革命卫队基地被炸。第四天：设拉子郊外空袭，大学附近。第五天：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爆炸。
“你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新闻。社交媒体。还有旅馆里其他人说的。”她用笔指了指第四天的标记，“设拉子郊外空袭，大学附近。你昨晚看到的那些火光，可能就是那里。”
“你去过吗？”
“没有。我不敢去。一个外国人，在空袭后的现场出现，会被当成间谍。”
“你之前拍纪录片的素材呢？”
“在U盘里。随身带着。箱子里的硬盘已经坏了，爆炸的时候摔的。”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很小，红色的，“这是我三年的工作。都在这里了。”
“三年？”
“三年。伊朗的签证很难拿。每次只能待一个月。我要去土耳其办签证，再回来，再去，再回来。三年，十几次出入境。拍了上千个小时的素材。”
“现在拍不成了。”
“现在拍的是战争。”她苦笑了一下，“我不想拍战争。我拍的是石油。但战争找到我了。”
她把地图折起来，放在茶几上。然后她看着我。
“林远，你怎么想？三条路，走哪条？”
“东边。”
“为什么？”
“因为东边没有轰炸。”
“东边有沙漠。有检查站。有民兵。他们找那个美国飞行员。”
“他们找到了吗？”
“不知道。新闻没报。也许找到了，也许没找到。”
“如果找到了，检查站就会撤。如果没有找到，检查站还在。”
“你觉得找到了还是没找到？”
我看着她的眼睛。深棕色的，很亮，在下午的光线中像两颗打磨过的石头。
“不知道。但我不等。”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点了点头。
“东边。我也走东边。”
“你骑什么？”
“我走路。搭车。也许能搭到卡车。”
“我的摩托车能载一个人。”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
“你的摩托车？从中国骑来的那辆？”
“对。后座可以坐人。”
“你确定？你又不认识我。”
“你认识我。”
“才一天。”
“一天够了。”
她沉默了很久。她低头看着地图，手指在纸面上无意识地画圈。
“林远，你知道我是美国人。”
“知道。”
“你知道美国在炸伊朗。”
“知道。”
“你还让我坐你的车？”
“你是拍纪录片的。不是扔炸弹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有某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感动，不是感激，是某种更复杂的、像是对一个陌生人重新认识后的重新判断。
“你是个奇怪的人。”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你的摩托车，油够吗？”
“到克尔曼够。到扎黑丹不够。路上要加油。”
“加油站还开吗？”
“开。但可能没油。”
“那我们怎么加？”
“到有油的地方加。”
“你这样说，等于没说。”
“我骑了三年，四万公里。每次出发前都不知道哪里有油。但每次都有油。”
她看着我，笑了。“你是运气好。”
“运气也是路的一部分。”
我们坐在大厅里，把凉茶喝完了。莎拉重新倒了两杯，还是凉的，但这次她没有抱怨。她把地图收起来，塞进她的背包里。背包是军绿色的，很旧，拉链坏了一个，用绳子绑着。
“林远，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
“早上几点？”
“天亮就走。五点半。”
“我在门口等你。”
“好。”
她站起来，把背包挎在肩上，朝楼梯走去。走了几步，回头看我。
“林远。”
“什么？”
“谢谢你。”
“不用谢。你请我喝了茶。凉茶。”
她笑了。然后走了。
我坐在大厅里，一个人。前台不在，柜台后面空着，只有一杯喝了一半的茶，和一部老旧的座机电话。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照在茶几上，照在莎拉留下的那张地图上。地图是波斯文的，我看不懂，但我能看懂那些红线、蓝线、绿线。
西边。北边。东边。
每一条路都通向边境。每一条路都有检查站、炸弹、和不知道会不会到来的明天。
但路在那里。
我站起来，上楼。电梯还是吱吱嘎嘎的，铁门拉上，镜子里的我看起来很疲惫。眼睛下面是青色的，胡子长出来了，头发也长了，搭在额头上。我用手把头发拨开，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
还在。
回到408房间，我躺在床上。窗帘没拉，阳光照在床上，照在白色的床单上，很刺眼。我没有拉窗帘，就那样躺着，让阳光晒在脸上。
我在想莎拉。
一个美国人。在伊朗，在战争中。她拍纪录片，拍了三年，上千个小时的素材，现在都在一个红色的U盘里。她问我为什么让她坐我的车。我说你是拍纪录片的，不是扔炸弹的。
这句话对吗？对。也不全对。
她是美国人。她的国家在炸这个国家。她不是扔炸弹的人，但她的税金在买炸弹，她的同胞在扔炸弹。这不等于她，但也不等于与她无关。
但我在荒漠上救了一个扔炸弹的人。一个美国飞行员。我给他喂水、夹板、吃药。我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
现在，我要载另一个美国人，穿过战争，去边境。
矛盾吗？矛盾。
但路在矛盾中延伸。
我掏出日记本，写道：
“第1133天。设拉子，旅馆408房间。
下午三点，和莎拉在大厅看地图。三条路，西、北、东。她问我走哪条。我说东边。她说她也走东边。
她问我能不能载她。我说能。
她问我你知道我是美国人。我说知道。
她问我你知道美国在炸伊朗。我说知道。
她还问我。我没有回答。因为答案不在嘴里，在心里。
心说，路在那里。
邢台的先民们，在三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也载过陌生人吗？也载过敌人吗？也载过敌人的敌人吗？
也许载过。
也许没有。
但路在。路不会问你是谁。路只问你往哪里走。
明天。五点半。大厅门口。
两个人，一辆摩托车，往东。”
合上日记本，我关了灯。
窗帘没拉，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个白色的长方形。我躺在床上，看着那个长方形，看着它慢慢移动，从天花板移到墙壁，从墙壁移到地板，然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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