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燕回到家，德贵还趴在秀芬身边，像个孩子一样哭。
“爸，”春燕声音硬邦邦的，“起来，我有话说。”
德贵抬起头，满脸是泪，满脸是泥：“春燕，咋办？大夫说，今晚不送走，明天……明天就……”
“我知道，”春燕打断他，“我明天去深圳，找黄先生，预支货款，一千五，救妈的命。”
德贵愣住了。他看着女儿，看着她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但还亮着，像是有火在烧，和秀芬当年一样。
“预支？”他说，“人家……人家能给？合同才签，货还没交……”
“不给，”春燕说，“我就跪，跪到他给为止。妈在深圳摔断腰，没人管，被人扔在医院门口。我……我不能让妈，再受一次那种苦。”
她顿了顿，声音轻下去：“但如果我回不来，爸，你守着妈，守着林子，等我。三年，五年，十年，我一定回来，一定，一定。”
德贵没说话。他看着女儿，看着这个二十二岁、瘦精精的、像根豆芽菜的女儿，忽然觉得，她长大了，比他能扛事，比他有主意，比……比他这个当爹的，强一百倍。
“春燕，”他说，声音沙哑，“你去，爸守着，等你。但……但你记住，人比钱重要，你……你不能为了这一千五，把自己……”
“我知道，”春燕说，转身进屋收拾包袱，“我记住了，妈说的，人比合同重要，根比油重要。我去求人，不求命，一定，一定回来。”
她走出院门，没回头。德贵趴在秀芬身边，听见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山路尽头。
春燕到深圳，是第二天傍晚。
她没坐火车，坐的大巴，便宜，但慢，颠簸了两天两夜。她走进南洋贸易的办公楼，黄先生已经下班了，前台说：“明天再来。”
“我不走，”春燕说，坐在大厅的地上，“我等，等到黄先生来，等到他见我。”
她等了整整一夜。保安赶她，她不挪；清洁工扫地，她不让；早上上班的人看她，像看一个疯子，一个乞丐，一个从山里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
黄先生是早上八点到的，看见她，愣住了。
“赵小姐？”
“黄先生，”春燕站起来，腿麻得像针扎，但她站得笔直，“我妈腰椎断了，内脏出血，要手术，两千块，我……我预支货款，一千五，救命。”
黄先生看着她，看着她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但还亮着，像是有火在烧，和三天前签合同的时候，一模一样。
“合同没这条，”他说，“预支，没先例。”
“我知道，”春燕说，“所以我求您，不是按合同，是按……按人心。我妈李秀芬，是八十年代第一批来深圳的打工妹，洗碗，做家政，为了接孩子从阳台上摔下来，腰断了，被人扔在医院门口。她……她为深圳流过汗、受过伤，您……您能不能，为她，伸一回手？”
黄先生没说话。他看着这个姑娘，看着她的蓝布衫，她的布鞋，她的红头绳，看着她的眼睛，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她从潮汕来香港，从纱厂女工，做到今天，也是……也是摔过，累过，被人难为过。
“赵小姐，”他说，声音轻了，“你……你让我想想，一小时，给我一小时。”
他转身走进办公室，关上门。春燕站在门外，腿在抖，心在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一小时，六十分钟，三千六百秒。她数着，一秒一秒地数，数到两千八百秒的时候，门开了。
黄先生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支票，一千五港币，折合人民币，正好够用。
“拿去，”他说，“不是预支，是借，三年，无息，还的时候，连本带利还我两千。另外，”他顿了顿，“你妈手术完，你回来交货，第一批五百斤，不能少，不能差，否则，合同撕毁，押金不退，你……你懂？”
春燕接过支票，手在抖，像接过一颗救命的希望。
“懂，”她说，“黄先生，我懂。三年，五千斤，一斤不差，一两不差，我赵春燕，说话算话。”
她转身就跑，没多道谢，没回头，像一颗被风吹落的桐子果，急着去找她的根，她的命，她关于母亲的，最后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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