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燕在深圳待了七天，终于敲定了合作合同。
合作方不是之前接触的华贸周经理，而是另一家港资背景的南洋贸易。对方出价更高，一块八一斤，比周经理的报价整整高出三毛。可条件也格外苛刻：独家代理，三年之内，赵家村的桐油只能卖给他们一家。
春燕没有立刻签字。她把合同带回出租屋，对着灯光，翻来覆去看了整整一夜。
“这里有问题。”陪她一同前来的沈老师指着其中一条，眉头紧锁，“你看‘随行就市’，没有写明保底价。万一明年行情跌到八毛一斤，他们也按这个价收，咱们村里的人辛辛苦苦干三年，可就全都白忙活了。”
春燕的手指也落在另一处条款上：“还有这个‘质量争议由甲方认定’。甲方就是他们自己，桐油好不好全凭他们一句话，到时候咱们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沈老师沉默了。他当过老师，也懂一些法律，一眼就看出了合同里的门道。表面上价格诱人，实则暗藏不妥，等于把赵家村桐油的命脉，全都交到了别人手里，往后处处被动。
“那你打算签不签？”他问。
“签，”春燕的声音很轻，却字字坚定，“但必须改两条。第一，加上保底价，不能低于一块二，若是市场跌破这个价，咱们有权解除合同；第二，质量好坏不能他们一人说了算，得找第三方机构检验。”
“要是他们不肯改呢？”
“不肯改，”春燕轻轻合上合同，“我就回头找周经理。哪怕价格低一点、量少一点，只要稳当踏实就好。我妈以前常说，种树要五年，做生意要十年，急不得，也赌不起。”
她站起身，望着窗外林立的高楼，忽然想起母亲当年在深圳摔断腰的往事。原来那不是一场简单的意外，是母亲用半辈子的苦，教给她一个道理：穷人家的孩子，每一步都得踩实，半分也输不起。
第二天，南洋贸易的会议室里格外安静。
对方代表黄先生三十多岁，一身笔挺西装，说话带着淡淡的粤语腔调。他看着春燕身上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布鞋，还有发间那根红头绳，不由得笑了笑。
“赵小姐，我给的一块八，已经是全省桐油的最高价了，你还不满意？”
“不是不满意价格，是不满意条款。”春燕抬眼直视着他，“黄先生，您做生意最讲契约与公道，可这份合同里的约定并不公平，我不敢轻易签下。”
黄先生脸上的笑意淡了一瞬。他重新打量眼前的姑娘：身形瘦弱，皮肤被山里的太阳晒得微黑，可一双眼睛格外明亮，半点不像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反倒透着一股不服输的硬气。
“那你想怎么改？”他问。
春燕不慌不忙，说出了自己的条件：定下一块二的保底价，质量争议交由第三方检验。黄先生听完没有说话，只是指尖轻轻敲着桌面，沉默了足足一分钟。
“赵小姐，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开始就给你一块八的价格吗？不是你的油格外好，是看重你这个人。我了解过你的经历，省师大毕业，全县第三，放弃留在省城的机会回村教书，又为了村里的桐油，辞了工作来深圳闯荡。我就是想看看，这样的人，到底能走多远。”
他顿了顿，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车水马龙：“但我要提醒你，深圳不是学堂，是实在的生意场。你守规矩，别人未必守；你性子硬气，也难免遇到难处。合同可以按你的意思改，可价格不能再是一块八，只能给到一块五，你还签不签？”
一块五，依旧比周经理的报价高两毛，也比市面价格高出不少。春燕在心里快速一算：第一年五百斤，能拿七百五十块；第二年一千斤，就是一千五；第三年两千斤，便是三千。三年下来，家里的欠债能还清，父亲的腿能治，母亲也不用再跟着受苦。
“签，”她开口，“但我要再加一条：若是三年内我供油量超过五千斤，超出的部分，就按一块八结算，把差价补回来。”
黄先生微微一怔。他看着眼前姑娘眼里不肯熄灭的韧劲，忽然觉得，她哪里是在求人合作，分明是平起平坐地商谈，每一句话都带着不肯低头的骨气。
“好。”他笑了，“赵小姐，我跟你签。不为别的，就为你这份心气。我倒想看看，你能从这里，走到多远的地方去。”
他伸出手，春燕也稳稳伸出手，一旁的沈老师也将手轻轻搭了上来。三只手握在一起，像是一份沉甸甸的约定，裹着滚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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