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九，上海。
沈墨一夜没睡。
从商务印书馆回来，他没有去任何一处栖身的地方，而是直接去了火车站。他在候车室里坐到天亮，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挑着担子的小贩，抱着孩子的女人，扛着铺盖卷的工人，还有几个穿着体面、拎着皮箱的商人。候车室里的灯光昏黄，照在那些人脸上，照出一种说不出来的疲惫和茫然。
他在等天亮。
也在等一个人。
那个女人会不会来？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如果那些“平安”真的是暗号，如果那个女人真的和组织有关系，如果陈文远的死真的牵扯到什么大事——那她一定还会有所动作。
天亮以后，他出了火车站，在附近找了家茶馆，要了一壶茶，两个包子，慢慢吃着。
窗外的街上热闹起来。卖早点的摊子一个挨一个，油条在锅里滋滋响，豆浆冒着热气，馄饨挑子上的小贩吆喝着“鲜肉馄饨，热乎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有穿着短打去上工的工人，有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学生，有提着菜篮去买菜的主妇。他们挤在一起，你推我搡，骂骂咧咧，然后又各走各的路。
沈墨看着这些人，忽然想起京城外那些村庄的早晨。那时候也有这样的热闹——但不是这种热闹。那时候是鸡叫、狗咬、牛哞、人喊，是炊烟从每家每户的屋顶上升起来，是男人扛着锄头下地，女人端着盆去河边洗衣。比这里安静，比这里慢，比这里更像是人过的日子。
可他已经回不去了。
他不知道怎么回去，也不知道回哪里去。那个叫万历四十五年的时代，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他以为刻进骨头里的记忆——现在都变得模糊了，像隔着一层水看东西，晃悠悠的，看不清。
他低下头，继续吃包子。
包子是白菜猪肉馅的，肉不多，但油大，咬一口滋滋冒油。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嚼着，让那点油水味道在嘴里慢慢化开。
吃到第二个包子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从窗外走过。
是那个女人。
她换了一身衣裳，这回是阴丹士蓝的旗袍，干干净净的，头发也梳得光溜溜的，还抹了头油，远远地就能闻见一股桂花香。她走得很快，低着头，像在赶路。
沈墨放下茶钱，跟出去。
这回他换了跟法——不是跟在后面，而是走在街对面，隔着车流和人流，远远地瞄着。那人流就是他的掩护，那车流就是他的屏障。她往东，他也往东；她停下来看橱窗，他也停下来假装看报纸；她拐进一条巷子，他就从另一头绕过去，在她出来的时候，正好走到她前面。
这是锦衣卫最难的跟法，也是最安全的跟法。
女人走了三条街，进了一家诊所。
诊所不大，在一条僻静的街上，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仁济诊所”。门是玻璃的，从外面能看见里面有个柜台，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正低着头写什么。
沈墨在街对面找了个墙角蹲下，从怀里掏出那张地图，摊开，假装在看。眼睛却一直瞄着那扇玻璃门。
女人进去了一刻钟，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一个纸包，像是药。她把纸包揣进怀里，左右看了看，然后往来的方向走。
沈墨没跟。他看着那扇玻璃门，等。
又过了一刻钟，诊所的门开了。那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走出来，站在门口，左右看了看，然后往另一个方向走。
沈墨跟上去。
这回他跟得很近。因为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比那个女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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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走了两条街，进了一家书店。
书店不大，门脸窄窄的，夹在一家杂货铺和一家理发店之间。门口的招牌上写着“新知书店”四个字，黑底白字，很素净。玻璃橱窗里摆着几本书，都是新出的，封面花花绿绿的。
沈墨在外面等了一刻钟，没见年轻人出来。
他推门进去。
书店里很安静，光线有点暗。四周是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摆满了书。空气里有一股油墨和纸张的味道，混着点霉味，像走进了一间旧仓库。柜台在靠里的位置，后面坐着一个老头，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报纸。
沈墨在书架之间慢慢走着，随手翻翻书，眼睛却四处打量。
这书店有后门。他看见了，在柜台旁边，一扇小门，门帘半掩着。
他走到柜台前，拿起一本书，翻了几页，问那老头：“这本书多少钱？”
老头抬起头，透过老花镜看了看他：“两毛。”
沈墨点点头，把书放下。他从怀里掏出那张地图，展开，问老头：“先生，请问东山镇怎么走？我要去那边探亲。”
老头看了一眼地图，指了指：“坐火车到苏州，再从苏州坐船，一天能到。”
“谢谢。”
沈墨把地图叠好，揣进怀里。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看着那扇小门。
门帘动了一下。
像是有人刚从那边过来，碰到的。
沈墨收回目光，推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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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他又去了那家书店。
不是从前门进，是从后墙翻进去的。
后巷很窄，两边是房子的后墙，墙上开着几扇小窗，都黑着灯。他摸到书店后门，门是木头的，很旧，门缝里透出一点光。他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听。
里面有人说话。声音很小，听不清说什么。
他绕到旁边，找到一扇窗户。窗户很高，踮着脚也够不着。他在巷子里找了几块砖头，摞起来，站上去，从窗户缝里往里看。
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灯放在桌子上，照出几个人的脸。
那个年轻人。那个女人。还有白天在茶馆里见过的那个灰长衫男人。
三个人围坐在桌边，桌上放着几张纸，正在看。看得很仔细，头凑在一起，不时低声说几句什么。
沈墨看不见那些纸上写的是什么。但他看见那个年轻人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字，推给那个女人看。
那两个字的笔画，他隔着窗户都能认出来——
平安。
女人的眼睛红了。她用袖子抹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把那张纸叠好，揣进怀里。
灰长衫***起来，走到墙边，推开一个柜子。柜子后面是一扇暗门，他拉开暗门，从里面拿出一个布包，放在桌上。
布包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纸。
三个人开始翻那些纸。一页一页翻，翻得很慢，每一页都看很久。偶尔停下来，指着某处低声议论几句，然后又继续翻。
沈墨看着那些纸，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这是陈文远留下的东西。
他死前藏的。这些人现在找到了。
那沓纸翻了半个时辰，翻完了。年轻人把所有纸叠好，重新装进布包里，把布包递给灰长衫男人。灰长衫男人把布包藏回暗门后面，把柜子推回原位。
三个人站起来，互相点点头，然后熄了灯。
屋里黑下去。
沈墨从窗户上跳下来，轻轻落在地上。他蹲在黑暗里，等。
过了一会儿，后门开了。三个人陆续出来，各自往不同的方向走。
沈墨没跟。他等他们都走远了，才站起来，走到后门前，掏出那根铁丝。
门锁是老式的，不难开。他弄了不到一盏茶的功夫，门就开了。
他闪身进去，关上门。
屋里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他从怀里掏出火柴，划着了一根，借着那一小团光，找到那盏煤油灯，点上。
灯亮起来，照出屋里的样子。
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像是书店的仓库。四周堆着纸箱子，摞得高高的，里面装的都是书。墙角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杯，杯里的茶还没凉，摸上去温温的。
他走到那堵墙前，找到那个柜子。柜子是老式的，木头本色，漆都磨没了。他推开柜子，后面果然是一扇暗门。
暗门是木板的，和墙的颜色一样，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摸索着找到门闩，拉开，里面是一个暗格。
暗格不大，一尺见方，里面空空如也。
布包已经拿走了。
沈墨蹲下来，借着灯光仔细看暗格里面。木板上有几道浅浅的划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出来的。他伸出手，摸了摸那些划痕，感觉出大概的形状——
是一个字。
被人用力写过的字。虽然被擦掉了，但痕迹还在。
他凑近了看，认出了那个字：
“沈”。
沈墨的手顿住了。
沈。
是他的姓，也是原主的姓。是沈叔的姓，也是那个背叛他的人的姓。
沈。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是谁写的？写给谁的？为什么要写在这里？
他站起来，把柜子推回原位。然后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把每一样东西都看了一遍——那些纸箱子，那些书，那张桌子，那些椅子，地上的每一道缝，墙上的每一块斑。
什么也没有。
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桌子下面，有一张纸片。
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像是被人撕下来的边角。他捡起来，对着灯看。
纸上只有一个字，不完整，只看见半边——
像是“口”，又像是“日”，但都不是。
他把纸片揣进怀里，熄了灯，从后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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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沈墨去了火车站。
他买了去苏州的火车票，三等车厢，八毛钱。
火车是上午十点的。他在候车室里等了半个时辰，看着那些人——和昨天一样的人，挑担子的，抱孩子的，扛铺盖卷的，拎皮箱的。还有卖东西的小贩，端着托盘在人群里挤，托盘里是包子、烧饼、茶叶蛋，吆喝着“热的热的，刚出锅的”。
他买了两个茶叶蛋，剥了壳，慢慢吃。
蛋黄有点噎人，他就着唾沫一点一点咽下去。吃到第二个的时候，火车进站了。
他随着人流上了车，找到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车厢里挤满了人，对面坐着两个商人模样的男人，正在聊生意。旁边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孩子一直在哭，女人怎么哄都哄不好，急得满头大汗。
火车开动了。
窗外的景色慢慢往后退。先是灰扑扑的房子，密密麻麻的电线，堆满杂物的巷子。然后房子变矮了，变少了，出现了农田。一块一块的水田，刚插下去的秧苗，嫩绿嫩绿的。田埂上走着农民，戴着草帽，赶着牛。远处是村庄，白墙黑瓦，炊烟袅袅。
沈墨看着那些景色，眼睛一眨不眨。
他已经四百年没见过这样的景色了。
不是四百年，是四天。但他觉得像是四百年。
那哭了一路的女人终于把孩子哄睡了，靠着椅背打盹。两个商人聊累了，各自闭着眼睛养神。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火车的况且况且声，单调得像和尚敲木鱼。
沈墨也闭上眼睛。
但他没睡。他在想那些事。
那个女人，那个年轻人，那个灰长衫男人。他们是谁？那个布包里装的是什么？那个“沈”字是谁写的？
还有那张纸片——那半边的字，是什么？
他掏出那张纸片，在手里摩挲着。纸很小，很薄，边缘撕得不整齐，像是从什么地方撕下来的边角。那半个字，笔画很细，是用钢笔写的。
他想了很久，忽然想起一种可能——
会不会是“陈”字的半边？
陈文远的陈。
“陈”字的左边，是“阝”。纸片上那个字，看起来确实像“阝”的上半截。如果那张纸片是从一封信上撕下来的，如果那封信上写着“陈文远”三个字——
那这个暗格里，原来藏着的东西，就说得通了。
陈文远临死前，把什么东西藏在了这里。那些人找到了，拿走了。
那些人是谁？
那个女人，那个年轻人，那个灰长衫男人。他们应该是陈文远的同志，是自己人。那他们在找的，应该是陈文远留下的情报。
什么情报？
沈墨想起瘸子的话：那个雇他杀人的男人，说话是北边的口音。北边是哪里？北京？河北？东北？后金的地盘？
后金。现在是民国了，后金早没了。但那块土地上的人还在，那些事还在。他们换了个名字，换了个旗号，但干的事还是那些事。
陈文远是国民革命军的人，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做掩护，暗地里搞情报。他发现了什么，被人发现了，被杀了。
他死之前，把东西藏在了那个暗格里。
那些人找到了。
那现在呢？
沈墨把纸片揣回怀里，睁开眼睛，看着窗外。
火车正经过一个小站，站台上站着几个等车的人。一个卖零食的小贩推着车，在人群里穿来穿去。车上的旅客有的下去透气，有的在窗口买东西，乱哄哄的。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
那些人找到的东西，会不会和原主有关？
原主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巡捕，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条巷子里？为什么会被人打晕？为什么他的日记里会出现陈文远的名字？
除非——
原主也和陈文远有关系。
也许原主也是他们的人。
也许原主那天夜里去那条巷子，就是去见陈文远的。
只是他去晚了，只看见了一具尸体，还有那个杀人的凶手。
然后他被人打晕了。
打晕他的人，是谁？
是那个瘸子？不，瘸子说他杀完就走了。是那个放风的人？但瘸子说没有放风的人。
那只能是另一个人——那个在墙上留下划痕的人。
那个浅脚印的人。
那个人看见了原主，打晕了他，然后走了。
那个人是谁？
是那个灰长衫男人？是那个年轻人？是那个女人？
还是别的什么人？
火车叫了一声，又开动了。
沈墨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这些问题，他暂时找不到答案。
但他知道，那个答案，就在吴县，就在东山镇，就在石井村。
那个叫沈叔的人，一定知道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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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到苏州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沈墨下了车，随着人流走出车站。苏州火车站不大，灰扑扑的，门口停着许多黄包车，车夫们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先生去哪儿？”“坐车吧先生？”“便宜便宜！”
沈墨没理他们。他穿过人群，找到一家茶馆，进去要了一壶茶，向伙计打听去东山镇的路。
伙计说：“东山镇在太湖边上，离城里七八十里地。您得先坐船，走水路。南门外的码头上，有去东山的班船，一天两趟。这会儿去，赶最后一趟还来得及。”
沈墨问清楚了路，喝完茶，出了茶馆，往南门走。
南门外是一条河，河边就是码头。码头不大，停着几条木船，有的装货，有的载人。他找到去东山的班船，船老大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脸膛黑红，嗓门很大。
“去东山？两毛钱。马上就开。”
沈墨交了钱，上了船。
船上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都是当地人的模样。有挑着担子的货郎，有挎着篮子的农妇，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他们用沈墨听不太懂的吴语聊天，叽叽咕咕的，像一群鸟在叫。
船开了。
河水是浑黄的，两岸是田野和村庄。越往东走，河面越宽，渐渐能看见远处的山影——那是东山，太湖里的岛。山不高，青青的，在薄雾里朦朦胧胧。
船走了一个多时辰，靠了岸。
东山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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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从码头一直延伸到山脚下。街两边是店铺，卖米的，卖布的，卖杂货的，卖吃食的。街上是青石板路，被行人的脚步磨得发亮。空气里有一股鱼腥味，混着炊烟和饭菜的香。
沈墨下了船，站在码头上，看着这个镇子。
天快黑了。店铺开始上门板，街上的人越来越少。远处传来狗叫声，一声接一声，像是在互相呼应。
他找了家客栈住下。
客栈在街中间，门面不大，楼上楼下两层。掌柜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正在柜台后面算账。沈墨要了一间房，一晚上三毛钱，包一顿早饭。
房间在二楼，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对着街，能看见对面的房顶。他把包袱放下，洗了把脸，下楼吃了碗面，然后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听街上的动静。
街上渐渐静了。狗也不叫了。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梆子响，是打更的。
他闭上眼睛，让那些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明天，他要去石井村。
去找那个叫沈叔的人。
去问清楚——那些信，那个“平安”，还有原主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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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沈墨起来，吃了早饭，向掌柜的打听了去石井村的路。
掌柜的说：“石井村在镇子北边，五六里地。顺着街往北走，出了镇子，过了石桥，往东一拐，走不多远就到了。”
沈墨谢过他，出了客栈，往北走。
出了镇子，路就窄了，变成了田埂路。两边是农田，刚插完秧，嫩绿的秧苗在水田里排成整齐的队。农民们已经下地了，弯着腰在田里干活，偶尔直起身，捶捶腰，然后又弯下去。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水田上，亮晃晃的。
他走了半个时辰，看见一座石桥。
桥不大，是单孔的石拱桥，桥面铺着青石板，被行人的脚步磨得光滑滑的。桥下是一条小河，河水清亮，能看见水草在河底摇晃。
过了桥，往东一拐，果然看见一个村子。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都是白墙黑瓦，低低矮矮的。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很大，遮了半边天。树下有几个老人在乘凉，抽着旱烟，聊着天。
沈墨走过去，问一个老人：“老伯，请问沈叔家住哪里？”
老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浑浊的眼睛里有些奇怪的神色。
“沈叔？哪个沈叔？”
“沈叔就是沈叔，”沈墨说，“从上海寄信回来的那个。”
老人的眼神变了。
他和其他几个老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你跟我来。”
他拄着拐杖，慢慢往村里走。沈墨跟在后面。
村里很静。几只鸡在地上啄食，一条狗趴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看见他们，懒洋洋地摇摇尾巴。有人在院子里劈柴，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劈。
老人走到一户人家门口，停下。
那户人家的院门关着，门是木头的，旧了，漆皮都剥落了。院墙是土坯的，墙上爬着几棵牵牛花，开着一朵朵紫色的小花。
老人抬起手，敲了敲门。
没人应。
他又敲了敲。
还是没人应。
他推了推门，门开了。
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件农具靠在墙边。堂屋的门也开着，黑漆漆的，看不见里面。
老人回头看着沈墨，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你来晚了。”他说，“沈叔死了。”
沈墨愣住了。
“死了？什么时候？”
“三天前。”老人说，“被人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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