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县里要来检查“农业学大寨”进度。
那时，“农业学大寨”已不是口号，而是铁律。
大寨在山西，柳家湾在湖南，中间隔了千山万水，可上头说“全国学大寨”，就得学。
学什么？
——学“战天斗地”，学“以粮为纲”，学“不要国家一分钱”。
于是，山要劈平，河要改道，田要砌成梯田，哪怕石头缝里种不出三粒谷。
公社干部常讲：“大寨人能干，你们就不能？”
可大寨有支持，柳家湾只有老黄牛和磨破的肩膀。
工分一天记十分，年底一算，倒欠队里几十块——
粮食按人头分，劳力多的户反而超支；
自留地早被收了，连屋后种棵辣椒都要偷偷摸摸；
谁家养两只鸡，鸡蛋不敢吃，全得换盐和煤油。
就在上个月，北圫公社因为出工人数少、干活不积极，被县里点名批评。
二十个壮劳力当场被抽调，押送去了洞庭湖围垦工地——这一去，就是整整三年，连过年都不让回
柳家湾人人自危。
队长在晒坪上敲钟：“从明日起，全队上后山梯田！路边田给邻村种。”
没人问为什么。
大伙都懂：后山梯田远、坡陡、产量低，可领导坐车只看公路沿线。
路边田要是自家种，就得天天派人干活，一干就是几个月——活累，工分不多，还落不下好。
不如划给枫树村。
他们正愁报表上田亩数不够，白添三十亩，何乐不为？
柳家湾图个清静，省得天天出工装样子。
谁也不想落个“消极怠工”，送去洞庭湖喂蚊子。
队里连夜开会，决定把东头三十多亩水田“借”给枫树村。
不是真给，是账上划过去。地还在柳家湾，界桩不动，只是公社报表写枫树村的名字。
枫树村答应得痛快——白添田地，何乐不为？
柳家湾图个清静，省得天天出工应付检查。
秋收时，后山梯田收成不到三成。
队里粮仓空了一半。
会计造表，却把东头田的虚产算进去，账面“增产百分之十二”。
奖状贴在大队部墙上，风吹日晒，字迹发白。
1979年，县里又来检查“农田基本建设”。
队长更干脆：“后山再开十亩！路边田全给枫树村种。”
这次连口头招呼都免了，直接在土地清册上涂改，盖了个模糊的章。
枫树村派了几个人来，稀稀拉拉插了秧，薅草时也不上心，收成全拉回他们村。
柳家湾的人路过，只当没看见。见了枫树村的人，还点头打招呼。
1979年冬，安徽小岗村的消息悄悄传到县里。
有人说要“包产到户”，有人骂是走资本主义，还在公社大会上拍桌子：“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
消息传到柳家湾，是在一个雪后的清晨。
王婶打水时低声告诉张秀兰：“听说小岗村按手印分田，一季就吃饱了。”
张秀兰没接话，只把箢箕往肩上提了提，草鞋踩在冻土上，咯吱作响。
队里照常出工。
男人们扛锄头上山，女人们挑粪下田，孩子放牛割草——
活是队里的，饭是定量的，话是不能乱说的。
连晒谷场上的麻雀都比人敢叫，人却只敢在夜里关紧门，对着油灯问一句：“真能自己种自己的地？”
问完又赶紧吹灯，怕风把话吹到别人耳朵里。
1980年初，风声紧了。公社干部下队，说“可以试试包干”。
队里慌了，赶紧派人去枫树村要回东头田。
1980年初，风声紧了。公社干部下队，说“可以试试包干”。
队里慌了，赶紧派人去枫树村要回东头田。
枫树村拿出1979年的“划地记录”——纸都黄了，但有双方盖章。
公社干部翻了翻，说：“事隔一年，地已种熟，不好改。再说，当初你们自己同意的。”
1980年秋，真分田了。
丈量组扛着竹竿进村，先量东头田，再量后山塝。
全村可分的好地早没了，每个人分不到半亩。
江源和张秀兰没分到田——队里说，你家是超支户，账没平，不能分田。
张秀兰站在人群外，手攥着衣角，没说话。
1980年冬，老篾匠周三死了。无儿无女，屋被雪压塌了一半才被人发现。
他名下有块塝田，在后山石窝里。
王婶在村委会上说：“江源家户口落在柳家湾了，也算村里人。这田，就给他们娘俩种吧。”
村长没吭声。书记说：“那就这样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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