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下旬，草案第二稿完成了。按照程序，要下发到各省住建厅和各试点城市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函附了一份详细的说明，解释了每一条款的立法考虑和试点依据。
反馈在一周后开始涌来。林峰坐在政策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反馈意见，眉头越皱越紧。
反对的声音，比他预想的更强烈。
首先是几个经济大省的建设厅联名提出意见，对“审核机构独立设置”的条款“表示担忧”。意见书写得很委婉，但意思明确——“在当前精简机构、优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增设机构可能增加行政成本，影响审批效率，建议对此条款再作研究”。
然后是十几个地级市，对“刚性约束”的表述“提出建议”。说“刚性”一词“过于绝对”，“可能影响地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建议改为“审核意见应当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最尖锐的反对来自几个试点城市——恰恰是那十一个“走样应付”的城市。楚州的反馈最长，用了五页纸，核心意思是：技术审核应当“服务发展”，不能“束缚发展”；审核标准应当“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审核人员应当“理解地方实际”，不能“机械执法”。
“林峰，看到反馈了吧？”陈明远推门进来，手里也拿着一沓意见。
“看到了。比预想的激烈。”
“正常。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陈明远坐下，“但这还不是全部。昨天，某省的分管副省长，给部领导打了电话，说这个规章‘可能影响地方发展积极性’，希望部里‘慎重考虑’。”
“哪个省？”
“临州所在的省。”陈明远看着他，“滨湖新城的事，虽然最后调整了，但市里一直憋着气。现在看到规章草案，觉得是‘秋后算账’，所以反应特别大。”
林峰沉默。他想起郑局长最后那通电话——“林主任，我们尽力了。但有些事，不是我们市里能决定的。”是的，地方有地方的难处，有地方的利益，有地方的考量。规章要全国执行，就必须考虑这些复杂的地方现实。
“陈主任，那我们怎么办？妥协，还是坚持？”
“既要坚持，也要调整。”陈明远说，“原则不能退——审核的独立性、约束力、专业性，这些核心必须守住。但实现方式，可以更灵活。比如机构设置，不要求必须独立，但要求职能独立、人员独立、经费独立。比如刚性约束，不要求所有问题都刚性，但明确几类底线问题必须刚性。比如审核标准，允许地方制定实施细则，但必须报部里备案，不能突破国家底线。”
“那地方会接受吗？”
“会讨价还价。”陈明远说，“这就是立法过程。各方博弈，最后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但这个平衡，不能以牺牲核心原则为代价。否则，立法就失去了意义。”
“那接下来……”
“开座谈会。”陈明远站起身，“请反对声音最大的几个省、市，来北京当面谈。也请支持声音大的省、市一起来。让双方当面辩论，把问题说透。你在会上，要准备好，用案例说话，用数据说话。不要空谈道理，就说实际发生过什么，不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座谈会定在三天后。地点在住建部的大会议室。来了三十多人——六个省的住建厅长，十二个市的副市长或规划局长，还有部里相关司局的负责人。气氛从一开始就很紧张。
第一个发言的是临州所在的省住建厅李厅长，五十多岁，说话不紧不慢，但句句带刺。
“部里搞技术审核，我们支持。但不能脱离地方实际。比如滨湖新城，最后调整方案，我们花了多大代价？如果一开始就按‘刚性约束’来，项目可能就黄了。一个百亿级的项目，关系到多少就业，多少税收？部里考虑过这些吗？”
林峰举手发言。
“李厅长，滨湖新城如果不调整，硬上，代价可能更大。湖岸生态破坏，地下水超采，将来治理成本可能是百亿，甚至更多。而且有些损失，比如生态，是不可逆的。这个账，我们算过。”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破坏？”李厅长盯着他，“我们有国际先进技术……”
“但那些技术，在您省自己后来的评估中，也被证明效果有限。”林峰调出文件，“这是您省环保厅的评估报告，结论是‘生态混凝土的实际效果，与自然岸线有显著差距’。这是您省水利厅的报告，‘人工湿地的净化效率，只有自然湿地的百分之三十’。这些，都是您省自己的数据。”
李厅长脸色变了变，没说话。
第二个发言的是楚州的副市长，语气更冲。
“我们楚州是老工业城市，历史包袱重。企业要生存，工人要吃饭。技术审核一味卡，企业就跑了。到时候，污染没治理，厂也关了，人也没工作了。这难道就是你们要的结果？”
“王市长，”林峰看着他，“楚州的问题，不是审核卡得太严，是审核走了样。您市里那个化工企业原址改造项目，审核意见要求治理污染，但您批了‘边建边治’。结果呢？建了，治了吗？现场检测，苯系物超标三倍。这样的项目，能算成功吗？工人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吗？周边居民能安全生活吗？”
“那是企业的问题……”
“但批是您批的。”林峰不客气，“技术审核给出了专业意见，是您没采纳。如果当初采纳了，企业要么治理，要么不建。无论哪种，都比现在这个半吊子项目强。现在项目建了，污染还在，将来治理成本更高，还可能出安全事故。这个责任，谁担？”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楚州副市长脸色铁青，但没再反驳。
第三个发言的是个经济强市的规划局长，语气缓和些。
“林主任，我们理解技术审核的必要。但现实是，我们市每年几百个项目，每个都严格审，根本审不过来。能不能分级管理？重大项目严审，一般项目快审？这样既保证重点，也提高效率。”
“这个建议好。”林峰点头，“草案里已经有分级审核的设计。但需要明确，什么算重大项目？投资额、面积、性质，都要有标准。而且，快审不等于不审，底线问题，再小的项目也要审。”
“那这个标准，能不能地方定？”
“可以地方定，但部里要备案，要监督。不能地方自己定个标准，把大项目都划成小项目，逃避审核。”
讨论持续了一整天。有激烈的争吵，有冷静的分析，也有务实的建议。林峰把三十六个试点城市的案例，一个个摆出来——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走样的。每个案例，都有数据支撑，有文件佐证。
慢慢地，反对的声音开始分化。有些人意识到，技术审核不是跟他们作对，是在帮他们规避风险，是在保护他们。有些纯粹反对的人，在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
傍晚散会前，陈明远总结。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把问题摆出来了，把顾虑说出来了。技术审核要全国推行，必须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草案会吸收大家的合理建议，但核心原则不会变——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安全的底线，必须守住；决策的责任，必须清晰。”
“回去后，请大家认真研究草案，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不要空泛反对，要针对具体条款，提出具体建议。我们会认真研究，合理采纳。”
散会后，几个地方的领导围住林峰。
“林主任，你们那些案例，能不能发我们一份？我们回去要学习，要警醒。”
“林主任，分级审核的具体标准，你们有初步方案吗？我们想提前研究。”
“林主任……”
林峰一一回应，把材料发给他们。虽然累，但心里踏实了些。至少，沟通的渠道打开了，对话的基础建立了。改革就是这样，在碰撞中寻找共识，在争论中明确方向。
走出会议室，天已经黑了。陈明远走过来。
“小林，今天表现很好。用事实说话，比什么大道理都管用。”
“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林峰说，“特别是那些具体条款，怎么既坚持原则，又给地方空间，需要很精细的设计。”
“对，所以接下来一个月，你要更辛苦。把今天的意见整理出来，一条条研究，一条条修改。第三稿，要争取让大多数人能接受，但底线不能退。”
“我明白。”
“还有，”陈明远顿了顿，“部领导听了今天的汇报，说了一句话——‘改革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但再硬，也得啃。’小林，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林峰看着长安街的灯火，“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因为不啃，问题就在那儿，不会自己消失。啃了，哪怕只啃下一小块，也是进步。”
“好，那我们就一起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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