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孟村，春天来得比往年要早一些。
风一吹，村河边那一排柳树便率先抽出嫩芽，一粒粒绿莹莹的，像米粒似的缀满枝条，在暖融融的日光下闪着油亮亮的光。紧接着，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全开了，金灿灿的，铺满了田野与坡岗。浓郁的香气混着新翻泥土的气息，在村里村外飘荡。沉寂多年的土地仿佛在这一刻彻底苏醒——社员们都在自家承包的责任田里忙活，犁地、播种、施肥，吆喝声、谈笑声与耕牛的哞叫声交织在一起，让整个村庄都浸在一种鲜活而又饱满的生气里。
而比田野更早感知变化的，是乡里的街巷。
先是有人把临街的土墙扒掉半面，装上木门板，开起了一个小小的杂货铺。没过多久，又有人从南方捎回来电子表、折叠伞、的确良衬衫，就摆在供销社门前的空地上叫卖。供销社的生意眼见着冷清下来，陈大志看在眼里，急在心理。
陈大志经历的风浪不少，可眼前这情景他还是头一回见。那些小贩既没执照，也没固定摊位，却敢大大方方地跟他“抢饭吃”。他跑到乡里反映，得到的回应却让他一愣：“现在政策放宽了，允许个体经营。”
个体户？
陈大志第一次听见这个词。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问他怎么了，他盯着房梁半晌，忽然说：“我在想，要不……我也下海干个体？”
妻子吓了一跳：“你疯了？供销社售货员可是铁饭碗！”
陈大志摇摇头：“铁饭碗？你没看报纸吗？深州都成特区了。往后啊，没有铁饭碗了，只有‘本事碗’。”
那一年，陈大志真的辞了职——辞去了县供销社售货员这个多少人眼红的“铁饭碗”，在县城中心租下两间门面，挂上了“大志百货”的招牌。这件事像一阵风似的，传遍了整个县城。
“大志这是疯了吧？”有人摇头叹气，“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去当个体户？”
“个体户？不就是从前说的‘投机倒把’吗？”
“现在政策允许了，说是合法的。”也有消息灵通的人接话，“报纸上都登了。”
“等着瞧吧，有他后悔的时候。”不少人这样断言。
陈大志没理会那些议论。他听过南方那些个体户发家的故事，也见过从海城回来的人穿着的确良衬衫时那副神气的模样。他知道，风向真的变了。他看准的是县城里还没有一家像样的百货店——供销社的柜台总是稀稀拉拉，摆来摆去就是脸盆、毛巾、肥皂、雪花膏那几样。老百姓想买点外面的新鲜玩意儿，没有地方去买。
“大志百货”开张那天，陈大志在店门口挂满了一串串彩色的塑料小旗，风一吹，哗啦啦地响成一片。鞭炮足足放了十分钟，硝烟味弥漫了整条街。他还特意请来县里的唢呐班子，吹完《东方红》，又吹起《春天的故事》，喜庆的乐声引得半城的人都来看热闹。店铺不算大，可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折叠伞、电子表、的确良衬衫、泡泡糖，都是从南方进来的新鲜货。县城里的人哪儿见过这些，从早到晚，店里挤得里三层外三层。
陈大志还想出了一招“有奖销售”：买东西就能摸奖，乒乓球上写着号码，摸中几等奖就送对应的商品。有个小伙子花了五毛钱，竟摸中一块电子表，乐得嘴都合不拢，逢人便说。这下子，门口排队的人更多了，原本预备卖半年的货，一天就见了底。
店门口还摆着一台康乐棋——那是种木盘游戏，盘上有好几枚棋子，用一根小木杆击打，把棋子打进洞里就算赢。孩子们发音不清，家乡话常把“康乐棋”叫成“抗日棋”，因为棋子有时会滑进棋盘四角的圆洞里，那个区域形状有点像地图上的岛国。玩一局一毛钱，赢了还能免费再玩一局。每天放学，陈默就跑到店里帮父亲收钱、摆棋子。他看着那些孩子玩得满脸通红、满头大汗，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原来做生意，是可以这么热闹、这么有意思的。
陈大志有时会摸摸儿子的头，轻声说：“看见没？做生意也得动脑子，得让人家觉得——占了便宜。”
那一年，陈默七岁。他已经懵懵懂懂地明白，什么叫“动脑子”。
差不多同一时候，余建广从海城接回了“风筒”的活儿。
风筒是矿上用来通风的人造革管道，又粗又长，带着一股刺鼻的气味，皮肤碰着了还会发痒。海城那边的工厂订单多，可人手不够，做不过来。余建广瞅准这个机会，把订单接回村里，组织妇女们利用空闲时间缝制。
周兰英也加入了。白天晚上抽空就在家门口缝风筒。这活儿又脏又累，用缝纫机缝，一天下来，脚踏的酸疼，手上也磨得到处是小口子，身上痒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可一条风筒能挣两块钱，一个月下来，竟能赚三四十块——在那时候，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很快，全村妇女都动起来了。余建广家的院子里堆满了成卷的人造革料子和半成品风筒，白天黑夜都有人进出领料、交活儿。余建广负责从海城运回原料，分发给各家各户，等她们缝好再统一收回，打包运往海城。
钱挣得多了，余建广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又跑了一趟温州，进了一批绢花原料，还特地从海城请来师傅，回村办起了绢花厂。这是孟村——甚至整个凤乡——第一个家庭作坊，也是后来被称为“乡镇企业”的最早雏形。五颜六色的塑料薄片，经过妇女们灵巧的双手，变成一朵朵逼真的绢花：牡丹、玫瑰、梅花、菊花……什么花样都有。这些花被销往全国各地，过年时节，家家户户都喜欢买上几朵插在花瓶里，图个红火喜庆。
余建广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盖起了带院的二层小楼。白墙红瓦，外墙上贴着亮晶晶的白瓷砖，屋顶铺着整齐的红瓦——这栋楼矗立在孟村一片土坯房中间，格外扎眼，成了全村人仰头看的地标。经过的村民总要停下脚步，望上好一会儿，眼神里满是羡慕。他家还买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十四寸，熊猫牌的。每天傍晚，大人孩子们就挤满他家的院子，等着看《霍元甲》。当主题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响起，所有人都跟着哼唱，小小的院子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余玉娣也进了绢花厂做工。她手巧，干活利落，脑子又活络，很快就成了厂里的骨干。余建广看她能干，就让她当了小组长，管着几个人。余玉娣干得特别起劲，每天早出晚归，从不喊累。每个月领了工资，她交给嫂子一部分，剩下的悄悄攒起来。看着那些绢花一箱箱运出去，她心里渐渐萌生出一个念头：这些东西能卖到全国，那我……是不是也能干点什么？她常常看着余建广忙进忙出、运筹帷幄的样子，暗暗对自己说：将来，我也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不久，农民的日子实实在在好了起来。粮票开始松动了，布票也不用再使了，集市上什么都有，只要手里有钱，就能换回想要的东西。
余步进却还是老样子。每天黄昏，他总爱坐在田埂上，望着夕阳下泛着金光的稻田，喃喃自语：“要是早二十年FT到户，该多好……”他老了，背有些驼，可干起农活来还是一把好手。望着远处余建广那座在落日余晖中闪闪发亮的小楼，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吐出两个字：
“变了。”
声音沙哑，混在风里，几乎听不清。儿子余建设在乡上教书，工资微薄；侄子余建广却成了风光无限的万元户。余步进心里像压着什么，可他一向倔强，什么也不说，谁也猜不透他究竟在想什么。
他身后，余望尘正和夏月荷在田埂上追蜻蜓。两个孩子清脆的笑声在暮色里荡开，像摇响了一串铃铛。余望尘不知道爷爷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拐弯处。他只记得，那一天的蜻蜓特别多，薄薄的翅膀在夕阳下闪着细碎的金光，好看极了。
他和夏月荷正是满村疯跑的年纪。夏月荷总扎着两根羊角辫，整天跟在他后头，不是去村口大槐树下玩泥巴，就是蹲在草丛里捉知了。余望尘话不多，可做什么都认真，捏的泥人比别人都像。夏月荷就安安静静在旁边给他递水、递泥巴，眼睛亮晶晶的，像盛着星星。
有一回，余望尘忍不住问她：“你老跟着我干啥？”
夏月荷脸一红，低下头，声音细细的：“我就跟着你。”
余望尘没听懂这话里的意思，继续埋头捏他的泥人。夏月荷也不走，就蹲在旁边，看他的侧脸，看他长长的睫毛在阳光下投出一小片阴影——一看，就是一下午。
那年秋天，余望尘夏月荷他们七岁了，该上小学了。报名那天，母亲用旧帆布给他缝了一个新书包，还在上面绣了一颗鲜红的五角星。余望尘背上书包，第一次走进村里的学校——孟村小学。校舍是土坯房，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报纸，课桌是用长条木板搭成的。那时候学生家还要轮流给老师供饭，学费倒是不高。老校长摸着他的头说：“望尘啊，你爸爸是老师，有学问，你也要好好学。”余望尘认真点头。他还不太明白“有学问”到底有多厉害，但他知道，爸爸在很远的市里念过书，那一定是件了不起的事。
余望尘和夏月荷分在同一个班，夏月荷就坐在他前面。她还是扎着两个羊角辫，一笑就露出缺了门牙的豁口，甜甜的。上学放学，他俩总是一道走。夏奶奶常念叨：“月荷啊，你看人家望尘多乖，你要跟着学。”
夏月荷嘴上撇撇，心里却悄悄服气，眼睛总忍不住往余望尘那儿瞟。
风又吹过来了，卷起地上几片枯叶，打着旋儿往远处飘。
余望尘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成了其中一片叶子，正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轻轻托着、推着，不知要飘到哪里去。
可他隐隐约约感觉到，那方向，一定不是这里。
夏青山也回来了。
他带回了打工省吃俭用的积蓄。他用这几年在建筑工地、在流水线上，用汗水和力气攒下的钱，在乡里街道盘下了一个小小的门面，开了一间杂货铺。店面不大，货架也是自己用木板搭的。他进货很认真，酱油、盐、蜡烛、火柴……都是他挑认为最好的牌子。他每天认真清洁货架、手写价签、坚持不卖临期商品，价格公道，从不短斤少两。他以为，凭着自己的踏实和诚恳。用心做生意，这铺子一定能开下去，让一家人过上更宽裕的日子。
时代的浪潮正从很远的地方涌来，缓缓地、却又无可阻挡地漫过田野，漫过村庄，漫过每一个人的脚边。它裹挟着陈大志的百货店、余建广的绢花厂、余玉娣攒钱的铁盒、余步进沉默的叹息，夏青山的希望，也裹挟着余望尘和他身后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一起奔向一片未知的、广阔的远方。
那一年，县城的陈默已经学着和父亲一起盘点货物，进行对账；
市里的林疏桐也背起书包上了小学，但她还不知道，什么叫“外面的世界”。
而风，依旧一年一年地吹过孟村的田野，吹绿柳梢，吹黄油菜花，吹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悄悄发着梦想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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