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钟 嵘2
（接上一章）
【附：钟嵘小传、《诗品序》原文及释义】
钟嵘小传：
钟嵘（约480—552年），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他很好学，通《周易》，有较高的辞章修养。
齐永明中为国子生，复任侍郎、参军等职。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和衡阳王、晋安王的记室。
所著《诗品》成书于513年之后，品评自汉至梁122个诗人，提倡风力，反对玄言诗、声病说和用事用典等不良倾向。
《诗品》在当时有较大的进步意义，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评论诗歌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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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序》原文：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以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纔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直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诗集，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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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诗品》是我国古代评论诗歌的名著。《诗品序》原来分别序于该书上中下三卷之首，由于它有总论的作用，故这里把三序合而为一。
文中所提出的重要论点，是针对当时的诗风而发。在文艺的基本问题上，尤其精辟的看法。他认为写作动机的激发，有赖于客观事物的感召。
序言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諸舞咏”。这是文学的源泉在于现实的观点。这观点是正确的。
作者继“四候之感諸诗”之后，又阐述了社会环境对诗人的感召，突出了“群”和“怨”，特别是“怨”的作用，这是诗歌反映现实的理论。
这理论出现在作诗重形式的齐、梁时代，更有它的进步意义。
但是作者认为怨的抒发的效果，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钟嵘既重视诗歌的群、怨，因此要求诗歌要有“滋味”，所谓“滋味”，就是文中指出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
而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賦、比、兴并重，做到言近旨远，形象鲜明，有风力，有藻采，乃可耐人玩味，而感染力也愈强。这才是“诗之至也”。
钟嵘反对玄言诗，认为玄言诗“淡乎寡味”。他强调文学作品形象性的特征，从重滋味的观点出发，他在诗歌形式上，极力主张五言，因为“五言属文调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钟嵘反对作诗用典，他以为“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他对喜用典的诗人，讽刺为“虽谢天才，且表学问”。
当然，写作上的援古证今，有时也有它的需要，钟嵘也不是一概排斥，他认为“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做诗，就不适用这样的标准了。
钟嵘也反对声病，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齐梁时代，声律之说盛行，“永明体”诗风泛滥，钟嵘对此作了有力的抨击；
他认为一味追求声律，反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主张“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亦足矣”。
他反对那种“伤其真美”的八病等人为的矫揉造作，而对诗歌的自然的音节美，并不排斥。
《诗品》是我国古代评论诗歌的名著，它反对玄言诗，反对用典，反对声病，主张自然真美，对弥漫在南朝诗坛上的云雾，有廓清的作用。
它对五言诗的起源、不同流派的溯述和对名家的品评，对后世各种诗话的创著，也起了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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