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北朝并立
【南北朝局（历史故事）】1
1、刘宋开国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建康城外，石头城上。
刘裕换上了天子冕旒，站在城头，俯瞰着这座他征战半生才拿下的都城。长江如带，群山如阙，建康城的街巷纵横，人家的炊烟袅袅升起。这本该是一个天子俯瞰江山的豪迈时刻，他的脸上却只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疲惫。六十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当年那个赤脚扛锄头的穷小子，如今已是天下的主人。
但他的心中并无喜悦。多少年了？他从京口起兵，杀桓玄，平孙恩，北伐南燕，西征后秦，收复洛阳，光复长安。他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才走到这一步——可长安又丢了，关中的将士们白死了。洛阳也丢了，北伐的成果尽付东流。他打下来的江山，只剩下江南半壁。
半壁江山，也叫江山吗？
“陛下，”一个侍从小心翼翼地走到身后，“谢晦大人求见。”
刘裕转过身来，疲惫地挥了挥手：“让他上来。”
谢晦，字宣明，陈郡阳夏人。他出身士族，却不像那些眼高于顶的名士们那样看不起刘裕这个“卖草鞋的皇帝”。他有才学，有见识，更有一种审时度势的聪明。他知道，这个时代变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士族们如果不肯弯腰，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他选择弯腰，不是为了苟活，而是为了做事。
“陛下，”谢晦行过礼后，开门见山，“臣有一事相劝。”
“讲。”
“陛下登基以来，最急迫的事，不是北伐，不是统一。是整顿门阀。”
刘裕沉默了片刻。
门阀。这个词他太熟悉了。那些住在乌衣巷里的世家大族们，吃着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谈论着虚无缥缈的玄学，却把持着朝廷最重要的官职。王导的子孙还在当官，谢安的子孙还在议政，而真正的才俊——那些出身寒门、胸有丘壑的人——却被挡在朝堂之外，连门都摸不到。
他是从寒门爬上来的人，最清楚这个制度的不公。
“你说得对，”刘裕缓缓说道，“这些门阀士族，在东晋的时候就把持朝政，皇帝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摆设。朕不能让刘宋重蹈东晋的覆辙。”
谢晦心中一喜，面上却不露声色：“陛下圣明。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削弱门阀势力，提拔寒门人才。以军功取士，不论门第，唯才是举。”
刘裕点了点头。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就是靠军功上来的，他手下的北府兵将领们，有几个是士族出身？王镇恶是前秦宰相王猛的孙子，算是名门之后，但王猛是汉人，在北方做官，在南方士族眼中不值一提。其余的——檀道济、朱龄石、朱超石、沈田子、傅弘之——哪个不是寒门？
这些人能打仗，能治国，能做实事。他们不比那些只会清谈的士族们强一百倍？
“传旨下去，”刘裕的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削减门阀荫户，清查隐户，增加朝廷赋税。九品中正制名存实亡，不必大动干戈，但用人要逐渐向寒门倾斜。士族子弟若要入仕，须通过考试，不能再凭祖荫直接授官。”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还有，皇室子弟必须读书习武，不能像司马家那样，养出一群废物。”
谢晦领旨退下，刘裕独自站在城头，望着远处的天际。
他知道，他的这些政策，在他在世时还能推行；他死后，门阀势力必定反扑。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能做的，就是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为这个新生的王朝打下尽可能坚实的基础。
剩下的，交给后人吧。
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刘裕病逝。他的太子刘义符继位，是为宋少帝。刘义符十七岁，贪玩好嬉，不理朝政。他只当了两年皇帝，就被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废黜，不久被杀。
这些辅政大臣废了少帝，又立了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刘义隆，是为宋文帝。
宋文帝刘义隆，是刘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三十年，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减轻赋税，使刘宋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史称“元嘉之治”。
元嘉年间，江南的米价一度低到一斗米只卖几文钱。百姓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有了余粮，有了积蓄。商贾往来于长江两岸，丝织品、瓷器、茶叶、纸张，源源不断地运往四面八方。建康城中，酒旗招展，歌楼林立，一派升平景象。
但宋文帝有一件事放不下——北方。
那个让刘裕饮恨终身的北方，那个仍然不在汉人手中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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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嘉北伐
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文帝刘义隆在太极殿召集文武，宣布北伐。
北魏此时已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这个鲜卑族建立的政权，经过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两代的经营，到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已经成为了北方的霸主。
拓跋焘，这个比刘义隆小两岁的北魏皇帝，是南北朝时期最出色的军事统帅之一。他十二岁就随军出征，十五岁即位，十六岁亲率大军讨伐柔然，十九岁灭亡大夏，二十三岁攻灭北燕，三十一岁击灭北凉，统一了整个北方。
两个皇帝，一个在江南，一个在江北；一个文治见长，一个武功称雄；一个想收复中原，一个想饮马长江。
这是一场迟早要来的对决。
刘义隆看着殿下的大臣们，缓缓开口：“先帝北伐，功败垂成。朕承先帝遗志，欲收复中原。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殿下一片寂静。
大臣们都知道，这是一场豪赌。赢了，收复故土，名垂青史；输了，国力耗尽，万劫不复。没有人敢先开口。
太尉刘义康——刘义隆的弟弟——首先站了出来：“陛下，臣以为不可。魏国强盛，拓跋焘雄才大略。我朝虽然富庶，但兵力不如魏国。贸然北伐，恐重蹈覆辙。”
刘义隆皱了皱眉，但没有反驳。他知道刘义康说得有道理。但他心中有一种紧迫感——他今年已经二十四岁了，登基七年了，他不能一辈子窝在江南。他要北伐，要收复中原，要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
殷景仁——刘义隆最信任的大臣之一——看出了皇帝的心思，出列奏道：“陛下，魏国虽然强盛，但它境内矛盾重重。鲜卑贵族与汉族士绅之间，矛盾很深。拓跋焘连年征战，国力消耗很大。如果陛下趁其喘息未定之时北伐，未必没有胜算。”
刘义隆的眼睛亮了。
他想起了父亲刘裕。当年的父亲，不也是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收复了山东、光复了关中吗？父亲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
“传旨，”刘义隆站起身来，“以到彦之为统帅，率五万大军，北伐！”
到彦之是刘宋的名将，也是刘义隆的心腹。他率五万大军从淮水出发，水陆并进，一路北上。
最初的进展很顺利。魏军主动放弃了洛阳、虎牢、滑台等黄河以南的重镇，退到黄河北岸。到彦之顺利收复了这些失地，捷报传到建康，刘义隆大喜过望。
“朕就说嘛！”他忍不住对身边的大臣炫耀，“魏国不堪一击！”
他高兴得太早了。
拓跋焘不是放弃这些城池，而是在诱敌深入。他要把宋军引到黄河边上，让后勤补给线拉长，然后一举歼灭。
到彦之收复洛阳后，没有继续北上，而是在黄河南岸驻扎下来，等待命令。这一等，就是一个冬天。黄河结冰了，魏军的骑兵踏着冰面过了河，如入无人之境。
宋军的士兵大多是南方人，哪里见过这样的大雪和严寒？手冻裂了，脚冻坏了，连弓弦都拉不开。到彦之被迫下令南撤，撤退途中溃不成军，损失惨重。
元嘉七年的北伐，以惨败告终。
刘义隆不甘心。
七年后，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他再次北伐。这一次，他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准备更加充分，兵力也更强大。
结果又败了。
又过了八年，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刘义隆第三次北伐。这一次，他几乎倾尽了刘宋的全部国力，征发了全国的壮丁，动用了所有的粮草。
结果——败得更惨。
三次北伐，三次惨败。刘宋的国力被这三次战争耗尽，国库空虚，百姓困苦。“元嘉之治”的盛世，就这样被刘义隆的雄心壮志葬送了。
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拓跋焘率大军南征，兵锋直指建康。魏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长江北岸的瓜步（今江苏六合）。与建康隔江相望，不过数十里。
刘义隆站在石头城上，望着江北漫山遍野的魏军旗帜，心中涌起一阵悲凉。
四十年前，他的父亲刘裕也站在这里，俯瞰江山，意气风发。如今他站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北方的铁骑压境，看到的是自己三次北伐、三次失败后的狼狈。
他忽然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话——“为政之道，如履薄冰。欲速则不达。”
他终于明白了。可惜，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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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太武帝
拓跋焘站在长江北岸，望着南方的天际。
魏军的战旗在江风中猎猎作响，数十万铁骑陈列江岸，战马嘶鸣，刀光映日。他只需一声令下，大军就会渡江南下，直取建康。
他下令——退兵。
将领们不解：“陛下！宋军已无斗志，建康唾手可得！为什么要退？”
拓跋焘没有解释。
他转身策马北归，头也不回。
多年后，史官问他为什么不渡江，他说了四个字：“天时未至。”
或许他知道，魏军擅长的是骑兵野战，渡江攻城不是他们的强项。或许他知道，即便打下了建康，也未必能长久占领江南。或许——他只是忽然厌倦了。
杀了一辈子，打了一辈子。从十几岁杀到四十多岁，灭了多少国，杀了多少人。他累了。
拓跋焘回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性情大变。他变得暴躁，多疑，嗜杀成性。他怀疑身边的人都要害他，动辄杀人。太子拓跋晃被他逼死，大臣们被他杀了一批又一批。正平二年（公元452年），这个一生征战、统一北方的雄主，被自己的亲信宦官宗爱杀死在宫中。
拓跋焘死了，北魏陷入了内乱。宗爱杀了拓跋焘，又杀了继位的拓跋余。大臣们奋起反击，杀了宗爱，立拓跋濬为帝，是为文成帝。
文成帝是个温和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推行怀柔政策，与民休息，与南朝罢兵休战。云冈石窟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开凿的。那些巨大的佛像，沉默地注视着人间，似乎是在诉说和平的可贵。
但和平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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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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