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志明是1954年生的,1984年从那段荒唐的婚姻里逃回来时,正好年满三十岁。
三十岁,在旁人眼里该是成家立业、顶门立户撑起一片天的年纪,他却像条丧家之犬,揣着一身狼狈回了家。
家里的逼仄比记忆里更甚,嫂嫂不久就添了娃,尿布片子晾得满屋子都是,空气里混着奶味和油烟味,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
妈妈是全职家庭妇女,一辈子没上过班,以前全家就靠爸爸那点微薄的工资过活,现在虽然哥哥成家了,姐姐也出嫁了,他也能挣钱了,但偏生爸爸身体不好,常年要妈妈照顾,家里本就不宽裕,如今还多了他这么个“闲人”,哥嫂的怨言就没断过。
“当初为了把你嫁出去,爸妈那点积蓄全花光了,现在爸要补充一点营养都没钱,你倒好,婚没守住,尽回来添乱。有精神病咋啦,不会送精神病院去吗?”嫂嫂的话像针似的,扎得他坐立难安。
他不愿跟哥嫂起争执,更不想让年迈的父母夹在中间为难,从前下了班就躲去街心公园看书的习惯,如今更成了他逃避家里压抑氛围的唯一办法。也正是在公园那些昏黄的路灯下,他啃完了一本本复习资料,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竟真的通过了上海市成人统一招生考试,被一所夜大录取了。
八十年代的上海,夜校像雨后春笋一样,社会上流行读书取得文凭,教育学院开放的自学考试、电视大学、各类夜大统称为成人教育,成了当时最火的‘充电’选择。晚上十点左右,马路上都是从夜校放学回家的人,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的上海街头的夜景。
顾志明也赶了这波潮流,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心里第一次生出点盼头——或许这夜大,能让他走出眼下的困境。
顾志明工作的那家点心店,是老上海常见的餐饮行业的“两头班”工作制——清晨天不亮就开门赶早市,蒸小笼、炸油条、包馄饨,忙到晌午才歇业;中午留几个人看店,其他人可以回家休息,傍晚又要来上班开夜市,应付下班潮的食客。
从前他倒也习惯了这份忙碌,可夜大的课全排在晚上,鱼和熊掌终究不可兼得。他思来想去,只能跟店长申请只上早班,中午在店里看店,晚上就赶去夜大上课。
这事儿一传开,店里的同事就炸开了锅。后厨择菜的王婶撇着嘴,跟旁边揉面的老李嘀咕:“一个做点心的,手上沾着面粉就想往学堂里钻,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李接话时,故意提高了嗓门,让正在擀皮的顾志明听得一清二楚:“三十多岁的人了,老婆都守不住,不安分守着饭碗,还学人家读夜大?想跳龙门?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真是白日做梦!”
还有年轻些的伙计,仗着嘴甜讨同事喜欢,直接凑到他跟前打趣:“顾师傅,等你念完大学,是不是就瞧不上咱这灶台了?可别到时候书没读明白,点心手艺倒忘了!”
顾志明的师兄对他在行业比赛得奖一事一直不服气,耿耿于怀的,他在店里大放厥词,说顾志明辜负了店里的培养,夜市生意好忙不过来,他竟然不安分去读什么夜大,还责问做点心需要学历吗?
那些冷言冷语像后厨的油烟,裹着热气往他脸上扑,呛得他说不出话。好在店长明事理,力排众议支持他。还放言谁有能耐考上夜大,都可以不上二头班。
店长年近五十,欣赏读书上进的年轻人,总说如果自己年轻二十岁,也一定要去拼个文凭。店长成了顾志明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顾志明攥紧手里的擀面杖,指节泛白,却只是低头继续干活,没反驳一句——心里的那点盼头,还得靠这咬牙坚持的日子,慢慢熬出来。
面对同事的冷嘲热讽,顾志明丝毫不往心里去。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人生的时间金贵着呢,犯不着耗在这些口舌之争上,走自己的路,让时间来证明一切。
这样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又忙碌,也完美避开了家里的矛盾——天不亮就出门赶早班,中午守店顺便看书学习,晚上泡在夜校上课,放学后回到家已是深夜,哥嫂早已睡下,他打个地铺倒头就睡,连碰面拌嘴的机会都没有。
日子在埋头苦读里过得飞快,三年时间一晃而过,顾志明不仅顺利拿到了大专文凭,还咬着牙考了本会计上岗证,就想多给自己条出路。
没等他靠文凭和证书改变命运,他工作的早餐点心店开始搞起了承包制。他那位师兄凭着多年攒下的人脉,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拿下了点心店的承包权。顾志明在众人眼里依旧是那个“不务正业、心比天高”的异类,下岗的名单里,自然少不了他。
在下岗名单公示栏前,他师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斜睨着眼对他说:“我承包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早餐店,用不起大学生。你志存高远,我不能挡了你的锦绣前程。以后你发达了,要记得我这个师兄今天对你的成全。”
这一年,顾志明33岁。三年省吃俭用,手里攒了点微薄的积蓄,文凭和证书也刚拿到手,却成了下岗职工。
更让他揪心的是,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索性放下找工作的念头,回家帮着妈妈一起照顾父亲,尽一份孝心。
回到那个挤仄的石库门,哥嫂的冷言冷语就没断过。饭桌上、过道里,只要碰面,嫂子总会阴阳怪气地戳他:“有些人就是拎不清,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真以为有点点心手艺就了不起了?还敢挑三拣四的。”哥哥也跟着帮腔,语气里满是嫌弃:“现在好了吧?当初人家肯要你,就算有点毛病又怎么了?总比挤在十平米的房子里打地铺强,别以为读了个夜校就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照样下岗。”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人,顾志明听了心里又闷又堵,却只能忍着。他和哥嫂的关系更僵了,除了必要的搭话,几乎没什么交流,石库门里的日子,过得愈发压抑。
顾志明的爸妈很心疼这个小儿子,无奈自己的能力有限,大儿子一家三口挤在十平米的房子里,大儿媳难免心存积怨。只能让小儿子忍着点。
顾志明出嫁的姐姐非常心疼他,知道他这些年的委屈,但凡有空就往娘家跑,帮着端水喂药、擦洗照料老父亲。
可终究没能留住人,没过多久,父亲就撒手人寰。
父亲走后,家里只剩母亲孤零零一人。好在政府有“一老养一老”的政策,母亲作为无业配偶,能领到每月几百块的最低生活保障,够勉强糊口,却远远谈不上宽裕。
哥哥家又添了个娃,本就是底层人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对母亲那点补助更是眼热,暗地里的怨言没断过。
顾志明心里清楚,自己不能处于失业状态。他找到几位以前点心店下岗的老同事,合计着去浦东找个店面,重操旧业。
可世事难料,那时候的浦东开发还没成气候,店面选址偏,人流量远远不够,没撑多久,这家寄托着希望的小店就关门歇业了——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了原点。
三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那点钱,经不住浦东开店一折腾,彻底归零了——一边是母亲的养老,一边是空空的口袋,还有哥嫂若有似无的排挤,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又一次被逼到了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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