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棵银杏树，立在军区大院文工团的楼前，看了几十年的春秋。我的叶子在秋天会变成纯粹的金黄，像那个年代特有的、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我叫不出所有在这里起舞歌唱的女孩子的名字，但我记得她——牡丹花。人如其名，她来时，仿佛把整个春天的暄气都带到了这方肃整的院落里。
那是八十年代了。空气里仿佛都飘着一种崭新的粒子，吸进肺里，是清冽而充满希望的。她的记忆，像透过我扇形叶片筛落的阳光，斑驳而温暖地印在我的年轮上。
我记得她清晨练功的样子。穿着洗得泛白的粉色练功服，汗珠挂在额前碎发上，像晨露。她把腿架在我粗糙的树皮上，身体压成一道柔韧的弧线。她对着我无声地数着节拍，气息拂过我的枝叶。那时，喇叭裤和录音机才刚刚在城市角落里萌芽，而在这里，她们依旧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但歌声里，不再仅仅是集体主义的铿锵，更添了一丝对“田野”本身的、轻柔的憧憬。
变化，是从她们裙角的颜色开始的。
最初的演出服，是规整的军装，草绿或者藏蓝，配着红色的领章。但不知从哪一年起，她们的衣箱里，开始出现了鹅黄、湖蓝，甚至像我的叶子一样金黄的连衣裙。一次重要的汇演前，她们甚至穿上了仿古的“唐装”，水袖长甩，衣袂飘飘。牡丹花对着我身侧的玻璃窗整理妆发，我看见她眼里有一种光，那不是完成任务的严肃，而是一种属于艺术本身的、纯粹的喜悦。
我的年轮，记录着她们旋律的变迁。
排练厅的钢琴声里，除了《黄河大合唱》的雄浑，开始流淌出《乡恋》那样的婉转，流淌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轻快。那歌词里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她们唱着，笑着，眼神清亮地望向未来，仿佛二十年是一段值得用全部热情去奔赴的锦绣前程。牡丹花的舞姿也变了，不再仅仅是“劈、扛、扭”的程式，她的手臂开始像柳枝一样柔软，她的旋转开始带着某种自由的、倾诉般的意味。
我记得那个傍晚，她第一次把一台“砖头”似的录音机抱到我的树荫下。磁带滋滋地转着，放出来的不是军乐，也不是民歌，而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着海风气息的、有点“嗲”的歌声。她告诉我，那是邓丽君。她跟着哼，声音很小，像怕人听见，但那调子里的缠绵与温柔，却像藤蔓，悄悄爬满了我的枝桠。那是属于她个人的、秘密的八十年代。
后来，她们谈论的话题也多了起来。排练间隙，她们会围坐在我的树根上，不再仅仅讨论队形和音准，而是兴奋地说着“朦胧诗”，说着电影院新放的《红高粱》，说着街角新开的舞厅。牡丹花的床头，那本《大众电影》的封面女郎，穿着泳装，笑得那么健康，那么大胆。
再后来，文工团的建制变了，人也如候鸟，一批批地飞走。牡丹花也走了，她脱下了军装，据说去了一个更大的舞台，或者，是去了南方那片正沸腾着的热土。
如今，我依旧站在这里，金色的叶子落了又生。大院外的世界，早已是霓虹闪烁，信息爆炸。偶尔，会有穿着时尚的年轻人从我身边走过，用手机播放着节奏强烈的音乐。
但我记得她，记得那个叫牡丹花的文艺兵。记得她把腿架在我身上时，那份青春的重量；记得她眼里的光，从整齐划一的明亮，到绽放出属于自我的神采；记得那卷磁带里流淌出的、被视为“异端”却无比动人的歌声。
春风依旧，我的万千扇叶在风中摇曳，如同在为那个年代伴奏。那声音里，有牡丹花旋转的裙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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