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山顶的雾是液态的墨，顺着面纱的网眼渗进来，在胡蝶的睫毛上凝成冷露。她数着背后的脚步声，七步，与当年在重庆戴公馆赴宴时，身后保镖的步点分毫不差。礼帽男的酒气混着劣质烟草味，让她想起南京陷落那年，日占区街头游荡的浪人。
“拍戏是幌子？”她的声音裹在面纱里，像块浸过冰水的绸缎，“袁导演昨天还夸我，说《翠翠》里的眼泪能湿透三打拷贝纸。”指尖抚过手枪柄上的雕花，那是潘有声托人从澳门带来的，枪身刻着极小的牡丹，比她戏服上的刺绣还精致。
礼帽男又逼近两步，袖口青龙张牙舞爪，月光在刺青的沟壑里积成霜。“《铁血卫国》的胶片还锁在台北的仓库里，”他的皮鞋碾碎路边的蕨类植物，“胡小姐在镜头里喊‘还我河山’时，戴老板可是掉了眼泪的。”
雾突然浓了，远处的缆车灯光在雾中晃成虚点，像极了重庆大轰炸时，江面上漂浮的照明弹。胡蝶想起自己在《铁血卫国》里的戏服，是件染血的旗袍，缝着二十四枚铜扣，每一枚都刻着“精忠报国”。此刻她的食指压在扳机上，感受着金属的冷意，比当年摸过的胶片片基更凉。
“药品在山下的货仓，”礼帽男从口袋里掏出张泛黄的船票，“‘海平号’明晚八点启航。胡小姐这么聪明，该知道轻重。”船票边缘沾着酒渍，印着“基隆港”的字样，让她想起1946年从上海到香港的航程，甲板上挤满了难民，婴儿的啼哭混着海浪，把月亮泡得发皱。她忽然笑了，面纱下的嘴角扬起当年演侠女时的弧度。“戴老板的旧部？”手枪缓缓举起，准星对准礼帽男眉心，“你该问问，当年在重庆，是谁替我挡过三颗流弹。”雾中的月光突然亮了些，照见男人瞳孔里的惊惶，与她在《夜来香》里见过的汉奸表情别无二致。
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在港岛的雾里显得格外苍凉。胡蝶想起潘有声今早塞进她手袋的纸条，上面写着“**码头有人接应”，字迹力透纸背，像他当年在上海抗敌演剧队写标语时的笔锋。礼帽男的喉结上下滚动，她看见自己映在他瞳仁里的影子，面纱无风自动，像面即将扬起的战旗。
“告诉台北的人，”手枪缓缓垂下，却仍指着男人小腹，“胡蝶的戏路，从来不由别人写脚本。”雾开始退了，山下的灯火次第亮起，某扇窗里传来粤剧的二胡声，拉的是《昭君出塞》的调子。她转身走向缆车，高跟鞋叩击石板的声响，比场记板的脆响更坚定。
太平山顶的雾终于散了，露出一弯细月，像把悬在天幕的刀。胡蝶摘下面纱，任夜风吹乱鬓发，远处维多利亚港的波光里，她看见自己的倒影，与1935年赴莫斯科电影节时一模一样——眼神清亮，嘴角含霜，仿佛下一秒就要走进镜头，演绎一个永不向命运低头的角色。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警笛声。礼帽男脸色一变，突然扣动扳机。胡蝶侧身躲过，子弹擦过她的耳际，打碎了身后的望远镜。山下突然亮起无数手电筒光，潘有声带着几个穿工装的男人冲上来，其中一人正是白天在片场见过的灯光师。
“她是清白的！”潘有声按住胡蝶发抖的手，转向礼帽男，“当年在重庆，是你伪造胡小姐的签名，替戴笠走私鸦片！证据就在……”枪声打断了他的话，礼帽男捂着腹部倒在地上，身后站着那个中山装男人，枪口还在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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