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赵，是花屿镇警局刑侦队副队长。
2020年6月26日，星期三。
早上八点半，我来到办公室，晾上茶，烟才抽了一支，刑侦组的小疯子就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小疯子本名姓张，是个非常年轻的刑警，转正不过一年，平时办事风风火火，精力十足，仿佛一刻都停不下来，又是个口无遮拦、动不动就得罪人的主，于是在我们队中荣获“小疯子”的绰号。
小疯子应该是渴极了，也没征得我的同意，就狠狠喝了我一口茶，接着抹了把嘴边的茶渍，指着门外气急败坏地说：“那小姑娘的家人来了，在外面闹事呢。”
刑侦队的办公室在二楼，一副岁月静好的光景，我向窗外看看，只见警察局门口确实围了一帮子人，连扛着摄像机的媒体都在，几位民警正在清散想一窝蜂冲进警局的人群。
“杨慧的家人吗？”
“除了她还能有谁？”小疯子愤愤不平地说，“把闺女晾在太平间这么老长时间，出面第一句话就是学校赔不赔钱，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唔，”我将烟头捻在烟灰缸里，“走，去看看。”
刚走下楼梯，警事大厅里喧哗的人声就把我耳朵震了一下，为避免引火烧身，我们没敢露脸，就躲在楼梯间向外张望。
大约有七八个人在大厅里大声地嚷嚷着什么，其中几个已经坐地上了，领头的是一个穿着破旧背心的中年汉子，额头上的褶皱和晒得黑红黑红的皮肤给这个并不年老的男人多添了几分沧桑。
他挥着胳膊，指天划地，异常激动，因为周遭环境太吵，我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几句。
“俺闺女才十七啊，就这么没了，你们警察都不作为，不查案，就知道说等……”
“学校老师同学都欺负她，就因为她成绩不好，你们都不管她，别以为俺闺女扭扭捏捏的不说，俺就不知道……”
“俺花了这么多钱供她上学，她姐姐弟弟都不上学在家干活，就供她上学，学校不负责任，不赔钱，就把俺闺女赔给我啊！”
他说一句，他带来的人就附和一句。他身边一位中年妇女却始终没有说话，只是一味地瘫坐在地上痛哭，应该是杨慧的母亲。
另一个女人站在她身边，也是抿着嘴一言不发，她看上去稚气未脱，几乎还是一个女孩。
负责调解的民警头都大了，学校那边没有一个人肯出面，恨不得都把头缩进乌龟壳里，他们去学校吃了闭门羹，就一路闹到了警局。
一位公共关系室的同事眼尖地发现了我们，离开风暴中心，悄悄从侧门溜了过来，冲我俩无奈地摊了摊手。
“什么个情况啊，怎么还把媒体引来了？”我指了指被拦在门外的那群扛摄像机的人。
“别提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同事发愁地说，“领导还说要做好保密措施，你说人光天化日地死在学校外，那群学生能听我们的？”
“上头什么想法？”
“不想闹大，”同事摇摇头，不知道是赞同还是不以为然，压低声音说，“我们镇不是要评选最美小镇吗，这事要是传出去，会影响对外形象的，上面的意思是尽量息事宁人吧，等评选结束了再说。”
“评选结束，那得到11月吧，”我皱皱眉，“黄花菜都凉了。”
“那能怎么办，镇上为了这次评选准备很久了，我听人说，选上的概率很大，要是因为这事落选，这些心血这些钱不都白费了。”
他边说边看向大厅，突然脸色一变，把帽檐压得低了些：“我领导来了，我得赶紧回去，再聊。”
说完便一溜烟儿跑走了，一旁的小疯子本来激情四射的，听到这话，整个人都焉下来，闷闷地说：“一个破评选也值得这么大张旗鼓？人家小姑娘可是连命都没了。”
“行了闭嘴吧，”我怕这家伙的臭嘴又惹出事端来，连忙把他拖回二楼办公室，“对了，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一听到这话，小疯子立刻就变得精神抖擞起来：“都查清楚了。”
“你猜的没错，杨慧果然有遭到她家里人的家暴。”
法医的尸检报告上，点明杨慧的背部和手臂有明显的陈旧性伤痕，以我多年的办案经验，这种情况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校园暴力，二是来自家庭的暴力。
我让小疯子顺着这两个思路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杨慧在学校里虽遭受过轻微的排挤和孤立，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暴力行为发生。
而在对杨慧家人的走访调查中，杨慧父母和亲戚对此种行为矢口否认，却有不少同村的村民表示曾看到杨慧父亲多次对杨慧及其姐姐和弟弟进行辱骂和责打，杨慧父亲有酗酒和赌博的毛病，喝酒了或输了钱就容易打人，年轻时还因为打架斗殴被判过十五天的拘留。
杨慧家里以种茶叶为生，但这个村子的茶叶种植并没有形成产业和规模，还处在一种比较原始的农业经济状态，大多数村民的收入都仅仅满足温饱，儿童的受教育程度很低。
“杨慧一家有三个孩子，只有她上了高中，她姐姐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去了城里打工，弟弟就比她小一岁，也已经停学两年了，听人说，杨慧小学初中时学习名列前茅，每次考试都是断层的年级第一，她父母应该对她抱了很大的期望吧。”
小疯子不自觉叹了口气：“只是到高中后，不知道为什么，杨慧的成绩一落千丈，从高二上学期起，更是染上了逃课的毛病，他父亲非常失望，据说这几次考试，成绩下来都免不了一顿打。”
刚才烧上的水沸了，水壶呜呜直叫，我忘了给茶壶添水，皱着眉听完，问道：“杨慧跟家人的矛盾主要是围绕学习吗？”
“呃，也不能这么说，”小疯子翻着手中厚厚一打报告，“杨慧的原生家庭本来就很有问题，学习方面只是雪上加霜而已，据村民说，因为生活拮据，他们基本上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如果那个孩子读出名堂来，全家也能跟着出头，如果读废了，这些年花的钱就全打水漂了，杨慧父亲生气，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小疯子把报告放到我面前：“其他倒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了，哦，我还问了那个男孩的事情，他们都表示不知道杨慧有这么个朋友，杨慧从来不跟家人聊学校的生活。”
“辛苦了。”
我拿起报告，随意翻开一页，粗略浏览。小疯子正拿着杯子准备冲咖啡，突然又折返回工位，从背包里掏出两个油纸包扔到我的办公桌上。
“哦对了，我昨天走访的时候，村民非要塞给我茶叶，我实在没办法，反正也不是贵重的东西，就拿回来了。”
他打开油纸包，露出里面深青色的茶砖，又拿了两个纸杯，各添了一点茶叶：“我昨天喝过，味道不错，给你泡一点。”
开水注入，茶叶在杯中舒展着身躯，茶汤是淡淡的琥珀色，我浅尝一口，果然甘醇中透着清爽，是好茶。
因为发生了大案子，留守办公室的人很少，正好清净，能理一理头绪。
小疯子却是个闲不住的，在自己工位上呆了一会儿，又跑到我这来探头探脑：“赵队，你那边怎么样？你不是说见到了那个男孩嘛，好像叫余、余……余什么来着？”
“余熙。”
我回想起昨天那个怯懦、局促的男孩。
“他真的失忆了？”
我说道：“我见过他之后，又去了一趟镇医院，电子档案显示他是6月24日中午12点36分在脑外科挂了号，后来又办了一天的住院。”
“他的脑部检查结果全部正常，医生推测可能是心理或精神方面的因素引起的解离性失忆，不过，失忆这种事情是可以装出来的不是吗？”
小疯子干脆拉开椅子坐到办公桌前，眼睛都在闪光：“你怀疑他是装的？”
我在心里无声地笑了，这小子打实习就跟着我，他的秉性我可太清楚不过了。
一旦他开始对某一个话题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代表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平时口无遮拦，在发表建议上却出奇谨慎，会通过不断的询问一遍遍润色自己的观点，轻易不说出来。
“行了，你也别跟我掰扯了，”我没好气地在桌子底下踹他，“想说什么就说，你这毛病啥时候能改。”
他挠着头发嘿嘿笑起来：“这不是怕你骂我嘛，实习的时候你都把我骂出阴影了！”
“平时啥都往外抖，关键时候倒不出声了，”我递给他一支烟，平复他紧张的情绪，“说吧，这里又没有外人。”
“嗯，其实我关心的就一件事，”他狠狠吸了口烟，像是在给自己打气，“这到底是不是个刑事案件。”
我愣了下：“什么意思？”
“刑事案件，必然有凶手，有死者，有作案手段，”他的语气渐渐变得严肃起来，“可是我们这个案子，只有死者。”
我明白他的意思。
杨慧的死法特殊，从死亡方式上，很难判断究竟是他杀、自杀还是单纯的意外。如果并非刑事案件，我们这样盲目的调查，最后反而会走入原地兜圈的死胡同。
正如小疯子所说，案件定性才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工作。
对于这种情况，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通过对死者的状态、随身物品以及周边环境的勘察，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内，除了报案人外，是否有第二个人出现在现场。
杨慧的死亡环境较为复杂，是一个公共区域，痕迹繁多，勘察人员在现场提取到了十几枚脚印，不需要一一去做痕迹鉴定，这一定是经常逃课的学生留下的脚印，属于常规性线索，不具备进一步调查的意义。
杨慧死亡当天的监控也已经查看完毕，遗憾的是，花屿高中只有教学楼和几条主干道设有监控，大范围区域都属于监控盲区，包括发现杨慧的围墙内外。
监控只记录到杨慧独自走出教学楼，从此再没有发现她的身影。
我想到围墙高度在一米八左右，猜测道：“杨慧一个小姑娘，会不会不具有独自翻墙逃课的能力？需要有另一个人帮忙？”
小疯子不以为然，夸张地摇了摇头：“赵队，你对小姑娘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我也是农村长大的，村里的小姑娘各个猴精猴精的，爬树都比男孩子厉害，这不能作为依据。”
我说道：“杨慧的随身物品已经拿去城里送检了，最早也要今天晚上才能出结果。”
小疯子继续否定我的想法：“就算在杨慧的手机上检测出了那个男孩的指纹，又能说明什么？他跟杨慧是朋友，用过她的手机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吗？”
我不自觉地向前倾了倾身：“那你的意思是？”
小疯子回自己的工位上拿来一个文件夹，他抽出一张现场照片，神采奕奕地说：“你看杨慧最后的样子，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他指着杨慧放在腿上的手机，又在她戴着的耳机上画了个圆圈。这张照片我看过很多遍，之前没发现什么，被他一说，反倒真生出些违和感来。
我说道：“太整洁了！”
“没错！”小疯子拍了下手，“杨慧昏迷前经历过剧烈挣扎，如果她从一开始就拿着手机，手机怎么可能这么平整地放在她的腿上？肯定要么掉在地上，要么会被她甩出去！”
我也有些激动了，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也就是说，杨慧的耳机和手机是她昏迷后，有人刻意布置成这样的，那现场一定存在第二个人！”
小疯子说：“除此之外，我还想再验证一个想法。”
“赵队，杨慧戴的那副耳机还在你这吗？”
“已经送检了，你想问什么，我现在给他们打个电话。”
小疯子说：“我想知道那副耳机上有没有拉拽的痕迹，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几分钟后，我放下手机，用赞许的目光看向他。
“可以啊，你小子，耳机表面看不出来，但内部断了一根铜丝，应该是用力拉扯导致的，你怎么会想到这一点？”
他被我夸得不好意思起来，别扭地转了下目光：“我也是猜的，我想，如果杨慧生前就戴着这副耳机，那她挣扎过程中极有可能会对耳机造成损害，没想到被我猜中了。”
我不禁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像我这样的人，警察做久了，容易过于相信证据，直觉反而衰弱了，而他们这些年轻的刑警们，虽然莽撞，却有着更为细腻的心思，和更加发散的思维。
我向同事借了副耳机，坐在办公室一角，与小疯子一同模拟杨慧昏迷前的场景。
“如果我们的推测正确，那另外一个人是从最开始就与杨慧在一起的，而不是后来才到的。”
我将耳机塞进耳朵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杨慧脑部受到损伤，在痛苦中剧烈挣扎，那另一个人此时在干什么呢？”
我模拟杨慧的状态，开始挥舞手臂。
小疯子看着我的手说：“杨慧双手指甲里发现的墙灰基本可以确定她曾经抓过墙壁，所以她应该并没有拿着手机。”
“难道是她自己想要把耳机取下来吗？”我试着把耳机线往下拽，结果弄疼了耳朵。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小疯子向我走来，我继续佯作挣扎，他则一把抢过手机，耳机线瞬间绷紧，从插口脱落下来。
“另一个人发现杨慧情况不对，于是慌乱中想要夺下她的手机，力道太大，导致耳机线损坏。”
我困惑不解：“难道他想救杨慧，他不是凶手？”
“就算他想救杨慧，也不代表他不是凶手，毕竟凶手也分有意和无意。只是，既然存在凶手，那凶器是什么？”
说到这里，我们两个同时看向躺在地上的手机。
在现如今的社会已经司空见惯、几乎人手一个的科技产物。
我听见小疯子喃喃自语道：“手机、手机，手机一定是重要的线索，可是手机怎么可能杀人呢？”
这时有人敲响了我办公室的窗，那位同事从窗子里探头过来，先是以一种古怪的眼神看了看在墙角一坐一站的我和小疯子，然后说道：“赵队，有人找你。”
我站起来回到办公桌后：“不是什么要紧事的话，帮我回绝了，我现在没空。”
“说是跟杨慧的案子有关，”同事说，“是民警带上来的，她说她是杨慧的姐姐。”
“……”
几分钟后，我和小疯子来到了会客室。
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女人静静坐在沙发上等待，看到我们，忙不迭地站起来。她的身高和发型几乎跟杨慧一模一样，一瞬间我差点看走了眼，细看之下，才发现她左眼眼角下有颗泪痣，脸型也有所不同，那双幽黑的眼睛倒与妹妹有几分相似。
我认出她正是大厅里唯二没有说话的人之一，站在那位哭泣的中年妇女身边的女人。
“警察先生，您好，我是……”她唯唯诺诺地开口，“我是杨慧的姐姐，我叫杨秀。”
“我认识你，”小疯子向她点头，“我们昨天见过。”
为了让她放松一点，我让小疯子倒了杯茶给她。她刚小啜一口，就怔了下，说道：“这是我们村里的茶叶。”
我非常惊奇：“你还能尝出哪里的茶叶？”
她说道：“喝得多了，就能分出来了。”
可能是家乡的味道缓解了她的紧张情绪，她的双手自然地放在膝盖上，不再紧紧攥成拳头。
她轻轻地说：“我来这里前去见了我妹妹。”
“……”
“她躺在床上，像睡着了一样，医生说她身上没有外伤，只有尸检时开颅留下的伤口，已经缝合了，医生还给她做了植发，说这样的小姑娘，没有头发可惜了，她现在看起来跟生前一模一样。”
她说这话的时候，始终低着头，盯着地板，我看到有一滴晶莹的液体挂在她的下巴上。
小疯子在一旁递上一包纸巾，出声安慰了几句。杨秀吸吸鼻子，小声地说：“我有件事想问一下。”
“什么事，你说就是。”小疯子立刻接话。
“她走的时候痛苦吗？”杨秀抬起眼睛，正好与我四目相对，又飞快而慌乱地移开目光，“医生说她走之前昏迷了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见她最后一面，如果她走得安详，我也就知足了。”
“这……”小疯子张开嘴，却说不出话来。
从挣扎的痕迹看，她应该是极度痛苦的，墙面上留下了数条指甲划过的痕迹，可谁又能向这个刚刚痛失家人的姐姐描述这个残酷的事实？
他这一犹豫就是好几秒钟，最后只能讪讪地打了个马虎眼：“就像你说的，杨慧死前是深度昏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是感受不到痛苦的。”
杨秀的目光很亮，在他脸上停留了很长时间，这好像是她走进这个会客厅后第一次直视我们的眼睛，直把小疯子看得心虚。
但她很快就嫣然一笑：“我知道了。”
“其实我这次来，是想给警察先生道歉的，”她看着小疯子说，“昨天你来走访时，我隐瞒了一些事情。”
“你们说的男孩，我听杨慧提起过。”
小疯子说：“你昨天说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我爸在旁边，我不敢说，”一瞬间，杨秀脸上流露出恐惧的神情，“他不喜欢我们有事瞒着他。”
我问道：“你见过他吗？”
杨秀回答：“没有，但从我妹妹的口吻中，我感觉他们应该很要好。”
“学校里有传言他们两个在谈恋爱，这事你怎么看？”朋友和恋人的关系在刑事案件中的意义是大为不同的，有时甚至可以左右案件调查的方向。
杨秀的脸慢慢地红了：“妹妹、应该是对他有好感的，但到了哪一步我就不清楚了。”
“从你妹妹的描述中，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小疯子问。
杨秀一边回忆，一边说：“他成绩不好，但其实很聪明，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在班里排名每次都数一数二，妹妹很羡慕他这一点……但英语、语文那几科又只有三四十分，偏科十分严重。”
“他不爱说话，但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事又很健谈，而且懂得很多，就是喜欢上网，喜欢玩手机玩电脑，几乎到了沉迷的程度，他看杨慧成天用着个老年机，还送了她一个手机……”
“什么！”我和小疯子同时喊出了声。
杨秀被我们吓到了，脸上再次浮现出怯懦和惶恐的神情，抿着嘴不安地看着我们，可能以为自己说错了话。
我连忙安抚她两句，又急切地问道：“余熙送过她手机？什么样的？什么时候？”
杨秀说：“就是普通的智能机，大概在去年。”
“现在这个手机在哪？”
“不知道，我就见过几次，妹妹害怕被爸爸发现，很少带回家来，都是放在学校里，”杨秀好奇地盯着我，“怎么了警察先生，手机难道是重要的线索？”
我这才发现，我们刚才激动之下，全都站了起来，只好咳嗽一声，佯作自然地坐回去。
小疯子抢先说：“没有，只是随便问问，毕竟手机涉及到通话记录之类的信息嘛哈哈哈，你别在意。”
不知道这番我自己都觉得心虚的解释能不能让这位姐姐信服，杨秀倒是没有再追问下去。又不咸不淡地聊了几句，我总觉得她有故意在套话的嫌疑，回答得越来越谨慎。
直到最后双方都问不出什么了，杨秀站起来准备告辞。
临走前，她小心翼翼地询问道：“你们觉得那个男孩有嫌疑吗？”
这是在打探我们对余熙的态度呢。
我担心她会不会在悲痛的驱使下做出些冲动的事来，于是花费几秒钟斟酌了下说辞：“他与这件事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到什么程度、扮演了什么角色，还并不清楚，我理解你的心情，也希望你能耐心等待，千万不要自作主张采取什么行动。”
没想到杨秀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不用这么防备我的警察先生，我就是个初中毕业生，就算有心，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我和小疯子都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能顺着她打哈哈。
“谢谢你们陪我说这么多，打扰你们这么长时间真不好意思，那我就走了。”
杨秀轻轻向我们鞠了一躬，走出了会客厅。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我才把从刚才就憋在肺里的那口气吐出来，小疯子则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擦起了汗。
“哈，跟她说话怎么这么累人呢？赵队你说，她问这些不会有什么其他意图吧？”
我没有回答，快步回到办公室，翻着那本厚厚的报告，找到杨秀的走访记录，看了一遍。
报告记录了杨家每个人在案发当天的行动线，杨秀一直在城里打工，她自述当天晚上就接到了妹妹的死讯，连夜赶了回来。
而过了整整一天，直到案发第三日，也就是今天上午，她才与父母家人一同出现在警局。
小疯子跟过来的时候，我正对着杨秀的走访记录发呆。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憋不住了，问道：“赵队，你不会怀疑她有嫌疑吧？”
“没有，怎么会，”我略带嘲讽地笑笑，将报告合上，“我只是在想，如果她跟妹妹的关系真的很好，不知会不会恨死她的父母？”
……
吃过午饭后，我跟小疯子一起去了余熙家里。
学校的档案显示，余熙十岁那年，父母车祸去世，小姨成了他的监护人。这个小姨年纪很轻，只比他大了十岁，是花屿高中的计算机老师，余熙失忆之后，她请了两天假。
我们来到余熙家门口时，正值午后一点，一天中最热的时刻。按了半天铃也不见有人开门，大概是出去了，我们就站在门边等待。
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楼道里没有窗户，墙上的温度计显示实时气温将近34度，偶尔出现在楼道里的人全都挂着一脸热汗。小疯子被热得头晕，我倒是还好，明明我比他重了将近30斤，身上的肉厚实得多，却始终没有出汗，小伙子还是需要锻炼啊。
我们决定再等个十分钟，要是还没回来，就在他中暑之前赶紧撤。
刚下定决心不到一分钟，楼道便传来脚步声，只见一个女人低着头慢慢向这边走来。
到了门口，她仿佛才看到我们两人，两个五大三粗的大男人堵在人家家门口，又都没有穿警服，把她吓得退了好几步，紧紧揪着单肩包的带子，隔着大老远警惕地盯着我们。
我连忙拿出警察证向她展示：“你是余熙的小姨吧，我们有几件事想跟您确认一下。”
她看着稍微放松了一点，但眼中的疑惑却丝毫未减，她松开带子，把单肩包从右肩换到左肩，低着头说道：“哦，那、那请进吧。”
我们一起进到她的家中，感受到室内的凉气，小疯子舒服地长出一口气，接着打量着这套被装修成复式的房子，问道：“听说余熙的父母都去世了，那你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你的，还是他们留下的？”
“是他父母的，我姐姐生前遗言，把房子过户给了我。”她拿着两个茶杯出来，又想要拿茶叶，被我制止了，最后给我们倒了两杯白开水。
“你跟姐姐关系很好？”我问道。
“是的，很好，我父母死得早，是姐姐把我养大的，”她抚了抚心口，似乎在安抚自己的情绪，“说她是我的母亲也不为过。”
简单寒暄了几句，待她的紧张情绪平复，我直入正题。
“花屿高中的案子您知道吗？”
她眨了眨眼睛：“不知道。”
我跟小疯子交换了一下目光。
学校教师的走访记录显示，案发当天，她并不在花屿镇，而是去了省外参加一个计算机学术大会，不知道倒也正常。只是，难道余熙没有跟他的小姨提起这件事吗？
我简单向她讲了一遍杨慧的案子，当然，讲得都是非保密性的内容。当我说到手机、耳机和杨慧诡异的死亡方式时，我清楚地看到她合拢了双手，右手大拇指小幅度地搓着左手的虎口。
这是不安的表现。
“您知道余熙跟杨慧的关系吗？”
她机械般地摇头：“这孩子很少跟我说自己的事情，确切地说，应该是他很少说话，从他父母去世后开始，他就变得沉默寡言。”
“他失忆后这两天说过的话，几乎是他以往半个月的话量，说实话，我很心疼，但又有点开心。”
她露出一个苦涩的微笑。
小疯子叹气道：“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我问道：“余熙现在用的手机是您给他的买的吗？”
这问题实在有些突然，她莫名地看着我：“是，怎么了？”
“杨慧的家人说，余熙曾经送给杨慧一部手机，但我们并没有找到，或许您会知道点什么？”
她茫然地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余熙之前的手机弄丢了，现在用的这部是我去年给他买的，他……”
忽然，她闭上了嘴，也没有看我们，只是呆呆地盯着水杯口冒出的热气，良久，才听到她小声地自言自语道：“原来如此。”
没错，原来如此。
余熙谎称手机丢失，骗小姨重新给他买了手机，并将其中一部送给了杨慧。
我有种感觉，如果手机能够杀人，那杀人的，极有可能是那部失踪的智能机。
杨慧在花屿镇就只有两个容身之所，一个是教室，一个是宿舍。
我让小疯子立刻带人去这两地搜查，因为杨慧家人与学校的扯皮，杨慧的私人物品还没有被带走，但小疯子他们把宿舍和教室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那部手机。
下班后，吃过晚饭，我接到了市刑侦局的检测报告。
报告显示，除了已知的耳机线问题，杨慧的随身物品并未发现其他线索。手机壳上提取到的指纹，绝大多数属于杨慧，另外还有几枚陌生指纹同属一人，待进一步比对。
不出意外，这几枚指纹应该就是余熙的，如小疯子所说，就算提取到他的指纹，也不能证明什么。
那部丢失的手机依然毫无踪迹。
我反反复复思考白天的一切，总觉得余熙小姨的反应怪怪的，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她对余熙的爱，这是毫无疑问、不容置疑的感情。
正因如此才觉得古怪，我们在询问中并没有掩饰对余熙的怀疑，而她始终心不在焉，居然没有一句辩解，她的心思好像始终停留在其他方面。
我突然想再去余熙家看看，这个时间点，余熙应该回家了吧，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他。
现在是晚上八点，我刚穿上外套，三岁多的小女儿就哭闹起来，妻子在屋内辅导大儿子作业，我只好抱起女儿，哄好了她，又跟她玩了会儿过家家。
等到女儿睡着，儿子写好作业，时间已经过了九点一刻，太晚了，今天是无论如何都出不了门了，忙碌了整天，我格外珍惜晚上这段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然而我坐在沙发上，与家人一同看一部动作电影的时候，却总感觉右眼在跳，跳动的频率几乎与心跳同步。
妻子说我是太累了，劝我早点休息。然而越接近子夜，右眼跳动得越厉害。
我本是个相信证据而不相信直觉的唯物主义者，但这一次，我似乎提前获得了某种预感。预感很快就转为了心悸，伴随了我整整一夜。
此时的我还不知道，在往后的十年中，这心悸的感觉时常会在午夜梦回时袭来，令我冷汗涔涔地惊醒，不断提醒着我曾经犯下一个多么重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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