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的夏天异常炎热，超过35度的高温天接连不断，电视新闻说华阳有区县最高气温达43度，创下历史新高。
京州七月间最高气温41度，且持续时间漫长。
大伙儿盼着台风，盼着暴雨，盼着老天能让我们喘口气，过上几天舒服日子。
但老天就是不给面子，大概是在惩罚我们过去所做的恶。
厂房有冷风机，白天干活还能舒服点儿；回到监舍日子可就不好过了，电风扇可难以抵抗39度的高温，兄弟们胳膊上的痱子，像雨后春笋般冒起。
《非诚勿扰》男女嘉宾在电视中热烈争论“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笑”的是与非。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争论的，如果把你扔到京州过一个没空调的夏天，你就知道该选什么了。
此刻的我，正和伙伴们睡在监舍大厅，地板上摆着凉席，凉席旁摆一脸盆水。
热得实在受不了，就拿毛巾蘸水擦身体，趁风扇没把皮肤上的水分吹干，闭眼赶紧睡，醒了就再擦，一个晚上擦十来遍肯定是有的。
等到天蒙蒙亮，气温不那么高，众人睡得正香的时候，起床哨声响起……有同犯戏称这里就是炼狱，大概是要把我们炼成丹。
不过话说回来，我想社会上大概没人关心这里水深火热的生活。
在人民大众的眼中，京州监狱的重刑犯都是社会上的渣滓。把这样渣滓羽化成仙，那还真他妈是一种解脱！
我知道我们罪有应得，可是哦，我跟你说，坏人有时候也希望得到关爱和宽恕，不管你信不信。
八月高温天接近尾声的一天，申茂山的调查没有任何进展，耿战却毫无征兆地被押回重审。
当时我还以为他从北京请的张得师终于发出神威，让案子出现转机，结果却远远出乎我的意料。
我是到了秋分时节，才知道耿战被押回重审的真相。
那时桂花树又开满鲜花，凉爽的秋风将甜甜的桂花香味吹向监狱的各个角落。
报纸电视没有耿战相关的报道，就连互联网也没有任何风吹草动的痕迹，申茂山的手机关机，发给他的邮件也没有回复。
就在这样的时候，我收到耿战从看守所写来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让我把他订购的《南风窗》、《财经周刊》之类的杂志收好，回来他还是要看的。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抱着好奇的心态给耿强打了个电话，询问耿战的情况，是不是真有可能改判。
耿强在电话里只讲了寥寥数语，说他也是通过张律师，才知道哥哥被押回重审，好像是当年聚众斗殴有余漏罪，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还不知道。
我一听立即意识到：这不是要给耿战改判，而是要给他加刑。关于案子的细节，电话那头不愿意多说。
这也不怪人家，哪家公司掌门人有闲功夫和劳改犯闲聊。
我从未想到，耿战这一走，就是一年。
正在我为耿战的案子担心的时候，老蒋家又出事了。
一个平常出工日的傍晚，窗外映着淡淡的晚霞余辉，我忙着收拾电脑桌准备收工，此时老蒋满脸失魂落魄的神色前来打酒。
“耿老板当初跟我说，有人给我儿子设了个套，这个人还有些来头，我就劝儿子放手。”老蒋像往常一样，拿着工具箱站在仓库门前，开始跟我闲扯。
我顺口说道，你儿子不愿意放手？
老蒋痛苦地点点头，说：“开发区新建很多工厂，我让他好好找份工作，一切等我出去再说。我儿子说知道了。哪晓得没过上几天，我儿子他就出事了。”
“你儿子出事了？他怎么了？”我有些震惊地问。
“我妈跟我说，蒋杰前天晚上跟朋友喝酒，骑摩托车回家路上被车撞死了。”老蒋表情痛苦地说，“交警队说，我儿子醉驾违规变道，负全责。”
“真不幸。在哪儿出的事？”我略带迟疑地问，很害怕这一问会引得老蒋泪雨滂沱、伤心欲绝。
“在开发区和国道的交叉口。”老蒋哽咽着说，“去年我媳妇跟我闹离婚，人也走了，听说回老家跟别人倒腾化肥。所以我妈就出头帮着料理后事，哪想到她骑电动车摔到路边沙坑里面，把胳膊给摔断了。”
我同情地说，你今年四十出头，你妈得六十开外了吧？老年人，这胳膊摔断还真是麻烦！
“可不昨地？”老蒋说，“现在我家里是既没钱又没人！这动手术又要一大笔钱。我唯一的侄儿也指望不上，他在上海忙着给人家做装修。”
我说耿战在看守所，申茂山也没法联系——要不这样，我让厂家司机先拿几千块钱给你救急。我能帮的只有这么多了。
老蒋靠在仓库门框上，拿工具箱的手微微颤抖着，似乎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没有一点招架之力，口中喃喃地说谢谢，谢谢。
我深信自己的行为能得到大家的赞赏，于是谦虚道：你啥也别说了，咱们能聚到一起，这都是缘分！
到了国庆，我发给申茂山的邮件终于有了回复。申茂山说他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刚刚出来。
据申茂山讲，一个月前他开车时遭遇强行加塞，造成车辆轻微刮伤。
他下车与对方理论，因谈不来而动手，双方都是轻微伤，但最终他被刑拘，理由是袭警——对方是执行公务的便衣。
后来案子到了检察院申请批捕时，张律师强调对方执行公务，一个是未身着警服，二个是未开警务用车，冲突过程中更从未表明警察身份，所以袭警罪名不能成立。
检察院听从张律师建议，对申茂山不予批捕。申茂山说这是王泽荣在打击报复，文物的事情查不下去了。
申茂山只把话跟我讲到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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